（一）多元观点冲突加剧青年群体政治信仰衰退
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终端载体的便携化，使得信息传播平台更加的自主化和个性化，信息发布的频率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步入了信息爆炸时代。尤其对于青年群体而言，通过微媒体来记录、发布、分享信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微媒体已成为他们学习、消费和政治参与的主要工具，因此微媒体也已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他们感知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媒体单一僵化的宣传模式，微媒体的传播优势对于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形塑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契合青年群体同辈之间的个性化、多元化和开放化的理念，便于青年人在开放中交流、在多元中寻求个性化的发展，从而培养青年人对现存政治制度和体系的政治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并最终上升为政治信仰。”但另一方面，微媒体时代舆论空间的膨胀，使得多元观点的博弈和冲突更为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仰。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解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转型和革新的四十年。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被各种文字符号、表情符号所消解，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并达成社会共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面临着教育、就业、婚姻、住房、医疗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在表达内在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总体追求先进性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因为生存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不如意，采用反现实、反传统，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模式。”这些较为偏激的舆论和观点在网络空间中的肆意横行使青年们在政治参与与公共话题讨论中出现政治认同的困境。与此同时，各种“亲美观点”、“亲西言论”借助视频、动漫、表情包等视觉修辞原料，建构多种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隐藏文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们的政治信仰，使他们对马列主义等政治信仰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怀疑和漠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言论大行其道。
（二）政务微媒体对舆论热点的回避加剧政府（政党）认同弱化
进入新媒介急速扩张的时代，为了适应舆论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也积极尝试寻找新的宣传平台，希冀在这一新的舆论空间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政务微媒体，即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便应运而生。政务微媒体自从诞生以来，已成为广大民众获取政务信息、参与社会治理、表达民意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同时通过政务微媒体，及时搭建了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沟通的桥梁，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公信力。在2016年10月份举行的第二届“V影响力峰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孙凯再一次强调，“微博正在扮演着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即：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或缺的平台、推动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桥梁、发展公益事业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在“互联网+政务”时代，以政务微博为首的政务微媒体不仅仅是政务信息发布的首要平台，更是构建政治认同的有效利器。
但另一方面，政务微媒体在某些舆论热点事件或话题上的沉默不语以及滞后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消磨着民众对于政府及执政党的信赖与认同。而政府（政党）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核心，其认同程度的高低对于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某项或某几项政策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政治秩序通常仍然可以保持稳定，而当执政党和政府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社会则很容易陷入政治动荡。”近年来，各种触及民众人身安全底线和道德底线的事件频繁发生，比如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案、聊城辱母杀人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假疫苗事件等等，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作为政府代言人的政务微媒体相比较其他新闻媒体甚或自媒体而言，其反应速度都比较滞后，有时甚至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而在这一缄默不语的过程中，大量的谣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在网络空间中肆意横行，导致民怨沸腾，各种自媒体平台上充斥着极端化、情绪化的负面言论，在“沉默的螺旋”效应影响下，民众对政府的治理绩效逐渐产生不满，对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网络民粹主义裹挟下的话语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对政府（政党）认同的弱化，给国家的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三）对媒介化抗争的过度渲染加剧政策认同消减
不同于传统的拉横幅、静坐示威等抗争行为，近年来民众的抗争行为愈发呈现出“媒介化抗争”的发展态势。陈天祥认为，“媒介化抗争”是指公民个体或集体通过采取各种悲情的、极端的或大规模的能震撼人心的举动，主动吸引或积极寻求媒体报导与社会支持，并以媒体和公众作为诉求对象的抗争行为。而在新媒介的语境下，媒介化抗争还多了一层含义，它是抗争者利用新媒介制造媒介化事件，引起传统媒体和公众关注进而促成抗争诉求得以解决的一种行为方式。媒介化抗争实质上是中国特殊社会生态和政治体制的衍生物，其频繁发生也折射出中国底层民众抗争维权的现实困境：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维权渠道的不畅通、抗争者抗争资源的有限性。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旺发达，媒介化抗争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借助这些平台来达成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如某些学者研究发现，“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功能远远超越了媒介属性，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的传播方式和路径，除发布信息之外，已然成为整合、动员民间团体和群体性活动的免费工具。”一方面，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动员效果，抗争者们利用微博、微视频等传播载体对抗争行为进行实时的文字直播、图片直播和视频直播，其中充斥着大量煽情化、悲情化、夸张化、戏剧化的表演，形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表演式抗争。如2011年一对青年夫妇因其幼儿患病住院，在无法筹到资金的情况下，一家四口脱光衣服徒步走上街头求助；2014 年，七名访民由于拆迁补偿争议问题在中国青年报社门外集体“喝农药”，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等等。这些抗争符号在诸多微媒体平台上被过度渲染，甚或被进行二次创作加工后进行扩散，使民众对于国家某些政策的实施产生误读和曲解。另一方面，一批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大V”们，凭借其巨大的网络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微媒体上对诸多抗争事件进行过度传播和解读，这些意见领袖们的不当或过激言论也进一步动摇着民众对于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