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中，韩愈这样界定教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教师从事的教育工作，他把“传道”放在了首位。当然韩愈所传之“道”强调的是儒家之道，讲的是儒家的道理，如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不过，韩愈的“传道”并非今天所说的传授知识、技能和方法，更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外在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灌输，它始终处在“可教”与“不可教”的张力之中，始终以自觉自悟的内发为主，外铄辅之。
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强调了为师者闻道、问道、体道、悟道、证道的优先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亲身践履的“体”与“悟”，这是需要教师自证其成的。亦即，不仅仅是教师的“坐而论道”，而是更强调教师自己的“行之而成”。海德格尔说，“教”乃“让-学习”。那么，“教”的关键就在于，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如何能“引出”学生自觉的体道悟道，如何由“教书”达致“育人”。所谓“当仁，不让于师”。这是教师教育中最重要的课题。教师在“教书”的过程中需要明察，自己的态度、情感、价值观是否合“道”。有此“师之道”的保证，才能推衍出“师之德”这样一条自反、自省、为仁由己（“自由”的真义）的教师内发之路。当然，在这条道-路之上，“外铄”亦有不可磨灭的启发培育之功。此乃教师内心之本——“道-德”（笔者用连字符隔开，以示与现代的、外在的“伦理道德”一词的区分）。此内心的“道-德”存，则教师存。
在今天的“教师专业发展”中，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似乎已被遗忘。我们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外面，聚焦在“器”、“术”的层面。换言之，教师自身的本体意义蔽而不显。教师在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同时，或许也会自问“我哪去了？”
汉字“道”，顾名思义，它的原初含义是“一个人在道路上走”。汉字“道”也有言说之意。这很像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logos），既有万物的最高原理、法则之意，又有言说之意。“道”也好，“逻各斯”也罢，都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原理。因为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意思，所以，中国人会说“道，行之而成”。
当然，“道”又分“天道”和“人道”。《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更偏向“天道”，而孔子的儒家之道更偏向“人道”，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当然，用这些现代的词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或“致中”还是很成问题的。但理解总要和每一位读者的个人生活体验勾连起来，否则，一个“道”字就完全悬空了。也只能如此了。
区分道家的“天道”和儒家的“人道”，切不可理解为两者互不相关。其实，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笔者在读《大学》、《中庸》时就读出道家的意蕴。无论是早期的道家，还是儒家都与《易经》有着割不断的血缘。
《易经》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中，既有天之道，也有人之道。所谓“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