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和《再生缘》皆以曲笔传达了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的期望和梦幻。《牡丹亭》传达的是闺阁绣楼女儿追求婚恋自主的爱情梦想，杜丽娘以闻所未闻的举动试图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爱情世界中的被动、失语状况。《再生缘》传达的是闺阁绣楼女儿勇闯天涯、兼济天下的社会和政治梦想，孟丽君以惊世骇俗的言行猛烈冲击男权社会禁锢女性自由、扼杀女性才华的种种束缚。如果说获得美好爱情是杜丽娘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指数，那么到了孟丽君那里，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指数则变成了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爱情反而成了建功立业的绊脚石。从杜丽娘与孟丽君的身上，可以窥见伴随着明代后期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清代才女文化的繁荣，封建女性自我意识由表层向深层的觉醒历程及华丽蜕变，也可窥见明后期至清中叶女性生活中的某些变动。
明代中后期，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受到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思想家的激烈批判。在反理学的时代声浪中，以重真情为核心的个性解放思潮得到彰显。《牡丹亭》正是在明末激进的张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中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宣扬晚明情教观的典范之作。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为此，他在《牡丹亭》中设计了杜丽娘因情而死，又为情复生的浪漫主义情节，彰显“情至”的重要性。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颠覆了传统婚恋中女性被动、无语的状况。杜丽娘的入死与回生的传奇经历，传达的是她要替自己婚恋作主的梦幻。这在崇尚个性解放的明末社会，杜丽娘的所作所为无疑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牡丹亭》中的故事，虽然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完聚的模式。但与明末清初习见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是，《牡丹亭》中的才子佳人一方面是一夫一妻的模式，另一方面佳人一方（杜丽娘）不再处于被操控的位置，而是以实际行动去积极反抗扼杀婚恋自由与幸福的封建礼教与家长威严。就这个层面而言，《牡丹亭》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杜丽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被封建纲常长期淹没的女性意识已然觉醒的惊喜。
孟丽君是清代才女文化繁荣后的产物。清代前期，虽然女性在家庭中被规范、受压抑、边缘化的总体状况，相较于前朝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但由于以反理学、扬个性、重真情为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在社会上的进一步传播，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结构渐渐地产生了质的变化。注重妇德的传统择偶观转变为期待女性才、德、美兼具的新观念，才子配才女的赵明诚与李清照式的美满婚姻，成为很多男性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因此，社会上（尤其是江南地区）逐渐掀起了一股女子读书的热浪，女性（特别是书香人家的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大超越前代，出现了才女文化日渐繁荣的前所未有的景观。“清代虽盛传‘女子无才便是德’，但读书的女子还是很多的。”创作于清代前期的弹词《天雨花》中，左仪贞、桓清闺、黄静英等女性都熟读诗书，正是这一社会风气的艺术化反映。“资质优异的女儿更常被视为家族的资产。这样的女儿即使在婚后，仍然代表原生家庭的文化与道德水平，更是母亲炫耀的明珠。”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仑（1700－1771）就认为：“顾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奚啻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又况才福亦常不相妨。……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在陈兆仑看来，女性于妇职之余浏览书籍，讽习篇章，可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对其治家、相夫、课子皆有帮助，换言之，女性读书有利于增进妇德。
在推重才女文化的社会环境下，有清一代，尤其是盛清时期，众多的闺秀诗人、词人和女弹词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妇女才学底发达，是二千余年来所未有的。”清代的妇女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前现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多达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作家的93%以上，明清两代的女作家中，又以清代女作家为多，约3500余家，占明清女作家的93%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弹词以其繁复细腻、长于铺叙的特质，尤其适合女性畅叙抒怀，互相沟通，对于当时具有文学素养、创作欲望和自我表现意识的女性而言，是一种极为合适的文体。于是，“有文才的妇女们便得到了一个发泄她们的诗才和牢骚不平的机会了。她们也动手来写作自己所要写的弹词。她们把自己的心怀、把自己的困苦、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弹词里了”。陈端生的《再生缘》即在此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应运而生。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漫长的宗法社会中，女性的活动被限制于闺阁之中，没有独立性和选择性，“女子一生的最高标准，便是嫁人了”，何尝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但当清代才女文化兴起，个性解放思潮涌动，社会上对女性的看法出现新变，一些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明后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深层次的觉醒蜕变。高度觉醒的她们虽然暂时无力改变铁桶一般牢固的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通过在文学世界中创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发出了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于社会公众领域的声音。因而，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内容多以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为主，女主角大多才情卓绝，不满于沉埋闺阁的命运，在遭遇变故时乔装易性，出将入相。《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在圣旨逼婚的紧急关头，女扮男装，虽然最初怀着洁身去乱、为夫申冤的念头，但后来科场夺魁、官场升迁、入阁拜相的显耀经历，逐渐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不再愿意过“随夫荣辱”的传统生活，忠孝王妃的显赫头衔对她丝毫没有吸引力。她拒绝恢复女装，为保持男性身份而同逼迫她露真的势力斗智斗勇，绝不认输。在《再生缘》中，陈端生甚至借皇帝之口提出了女性为官的要求，“寡人是，改妆仍要彼为官”，“成了亲来改了妆，依旧要，天天办事进朝房”，表达了作者渴望颠覆“女主内”这一现存秩序的强烈愿望。乾隆年间的女作家王筠，身怀建功立业的大志，却因身为女子而落得个沉埋闺阁的下场，为了发抒“木兰崇嘏事无缘”的不平之鸣，昭示非凡的理想抱负，撰写《繁华梦》传奇以明志。对此，美国学者曼素恩指出：“王筠的梦想以及陈端生创作的非凡的弹词都表明，在妇女的作品中，她们不仅把自己想象成女战士，甚至还想象成男学者——他参加科举考试，获取高位，而且发号施令。总而言之，随着妇女历史意识的觉醒，她们那种被排斥于管理行政事务和政治权力之外的感觉也变得更为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