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川》：历史诗情再现 人性复调解读

叶广芩长篇小说《青木川》以别样的叙事模式追述发生在青木川近五十多年的历史，艺术视野宏阔，思想意蕴繁复，是近年来文坛难得的佳作。

掩卷长思，历史的厚重感与沧桑感弥漫心间，作品中众多人物蜂拥而至，喋喋不休的争吵声激荡耳侧，喧嚣刮嘈，令人心绪不平。《青木川》回响着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异质的声音，类似于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到的复调小说模式，巴赫金借用音乐中复调的概念来指文学创作众多人物互不相融合的声音叠加组合形成的多声部奇特的声响。这种多重声音的共响与多重对话的交锋，有别于传统叙述的纯粹统一性，叙述空间充满神奇的弹性与张力，凸现于读者面前的历史形态斑驳复杂，包含的思想意蕴因此也繁复多样。

一、奇特的复合声响

小说的第一个声部是老干部冯明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叙事。

解放前，老干部冯明和战友们进驻青木川与当地残留的反动势力展开殊死的搏斗，今天临近退休的冯明携女儿再次踏上青木川寻梦访旧。他想象着当年同他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士、美丽年轻的恋人林岚躺在溪水流过的竹林深处，淡黄色菖蒲花散发着清香开满墓地；他想象着青木川人民没有忘记他，热情地与他重叙革命情。然而这是冯明单向度的幻像，女战士的墓地无法辨认，农业学大寨时被夷为平地；座谈会难以召开，大家忙着“带孙子”、上“电脑班”。

冯明依恋感、皈依感中饱含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但更深层的是对于自我以及与自我相关的那段革命历史的深切缅怀与认同，对于红色经典叙事的执着肯定。他看不惯青木川人把“土匪”魏富堂称为“魏老爷”，这一声声“魏老爷”的尊称质疑、动摇着冯明的历史观，在宏伟嘹亮的红色经典叙事模式里间或飘响着一种与主旋律极不和谐的刺耳的怪音。与冯明声音相左的还有来自女儿冯小羽的声音，冯小羽认为当年的女校长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青木川”历史，而冯明认为“能改变青木川的只有共产党。”[①]显然，几种对立的音调干扰着冯明的声音，使得红色经典叙述听起来不那么嘹亮悦耳。##end##

冯明来到青木川住在妇女主任青女的家中，受到青女细致入微的接待，这固然有着当年妇女主任对冯教导员的尊重与热爱，然而在这看似美好情感的背后隐约交织着功利主义思想与“唯上唯官”的奴性文化。作者不露声色地交待冯明享有的待遇得益于镇干部的策划，镇干部希望首长的到来能促进青木川旅游事业的发展，而青女的接待也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偿。显然，冯明的寻梦访旧变成难以兑现的现实梦呓，冯明离开故地后一个月就谢世了。如果说当年的“魏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今天的冯明对下榻厕所达不达标等诸多细节的特别在意，镇干部接待冯明的小心翼翼，种种相似画面的映衬叠交，倏忽使人觉得被枪毙的“魏老爷”依稀再现青木川，历史恍惚退了回去。第一声部声音元素的组合耐人寻味。

小说的第二个声部围绕着魏富堂是匪还是绅的争论展开。

魏富堂在当地档案以及冯明眼中是称霸一方、杀人如麻的土匪，村民的言说却不尽其然。魏富堂是什么样的人物？该给怎样的评价？小说围绕这个人物奏响又一个声部。第三章中冯明、郑培然、青女三人面对当年公审魏富堂大会的照片，七嘴八舌地争论赵三娃爹该杀不该杀：冯明认为赵三娃苦大仇深，他爹是魏富堂枪毙的，当然是魏富堂的“一条重要血案，单是这，魏富堂就该杀。”而郑培然和青女认为三娃子爹触犯乡规公约，“抽大烟偷了人”[②]。这样，土匪魏富堂形象随着三娃子爹被杀事件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异：由滥杀无辜的恶霸成为维护乡规公约的化身，这彻底颠覆了冯明的看法。而小说结束魏富堂的墓碑碑文再次对此作出呼应：“临河建桥，取材建校，”“开办富堂中学，聘校长，延名师，博收群秀培植人才。”[③]

小说“洗劫教堂”一节作家不惜笔墨，以人物内聚焦视角透视魏富堂走向现代文明曲折的心路历程，勾勒出另类土匪开明绅士形象。他第一次看到意大利神父餐桌上闪亮的刀叉，第一次听到风琴恢宏而广远“天堂的声音”，第一次领教电话的威力。作家有意调整小说叙述的节奏和速度，“knife、fork” 先后三次重复、汉语“刀叉”两次出现，利用象征现代文明的物件探幽刹那间魏富堂作为觉醒的人，其精神世界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 [④]魏富堂不再是作家的代言人，是独立的生命主体，具有思维的自省意识与行为的主动性，依照自身性格逻辑自主地安排生活。他大胆追求戏子朱彩玲，严格遵守朱彩玲定下 “不杀穷人，不杀无辜” 的约束；迎娶进士之后大小赵两姊妹重振魏家门风；聘用校长谢静仪，不惜巨资修造青木川史上规模浩大的学校……一个热爱家乡、追求文明与进步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开明绅士形象跃然纸上，与红色经典叙述的“土匪”形象大相径庭。这些截然不同的声音混杂、交错在一起，魏富堂原来的土匪形象在读者眼前模糊起来：是匪还是绅？亦匪亦绅！

小说中多重混合的音调俯首即拾，村民今天过上了幸福生活吗？妇女主任青女现在住进了三层小洋楼，生产委员赵大庆蜗居在没有院墙破破烂烂的草屋里，颇有荒诞意味的是面色灰黯的赵大庆从头到脚着名牌服装（这是城里人捐赠给乡下穷人的）。魏富堂临行前是否经过了“风雨桥”？伫立桥上的女子是谁？魏富堂究竟娶了五房还是六房太太？解苗子是谁？当年的女校长谢静仪是谁？后来到哪去了？这些问题背后蕴藏着多重的音调，多重音响复合在一起缠绕着、既互相颠覆又互相映衬共同补充着叙述中出现的缝隙与断裂。在这里需要细细体味，咀嚼人物发出声音的细微不同之处，侧耳倾听作家之心声。

二、形成奇特音响的原因

一方面创作者主体的作用。

叶广芩独特的经历、女性身份以及情感体验决定了其小说思想意蕴的多样性。

叶广芩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作家获得较为宽广的文化视角，尽情书写百态人生。独特的满族少数民族身份加之近百年满清贵族没落的历史现状，叶广芩以“边缘人”批判目光书写出家族系列小说；日本留学的经历，叶广芩与中华民族文化拉开距离，以超越本民族文化特殊的眼光审视中日两种文化体系，书写出充满反思文化意识的留日系列小说；陕西农村的下乡生活以及担任周至县县长的行政职务，叶广芩以或平民或官员或知识分子多重变换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以及农民生存状况。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作家的巨大宝藏，然而生活阅历的丰富不能取代作家情感体验，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情感体验更为重要。叶广芩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女性作家，她在丰富的生活阅历基础上，凭借独特的艺术天分潜入生活底层用心感悟纷繁无常的人生，将其细腻深沉的情感体验灌注于笔下文学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叶广芩不同于男性作家着眼于社会宏大场面的把握、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逻辑演变，而是以女性敏感细腻的艺术眼光关注宏大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的历史事件和细节，以承载万物的宽厚胸襟包容历史变迁中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微弱声音。正是源于敏锐绵密的知性女性眼光，叶广芩笔下的历史面貌就斑驳多彩，读者既听到来自红色经典的铿锵音调，也听到了来自民间百姓的温润音调，同时也感到叶广芩积多重身份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女性角色于一体所传递出的既有区别又背反的声音元素，这是作品产生丰富意蕴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多种艺术手法的调动。

第一，三条线索穿插并进、目击者叙述贯穿事件始末。

《青木川》属于叙述话语类型，小说采用追忆与现实穿插的手法，精心设计三条线索，即老干部冯明寻梦访旧，冯明之女冯小羽寻找消失于历史迷雾中的程立雪，留日博士钟一山寻访贵妃踪迹。这三条线索之间不构成时间或因果性方面的联系，互不干扰、单独发展，但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冯家父女两条线索的设置奏响青木川截然不同的混合音响，而钟一山的古道寻访将地域意义上的青木川延伸、置放到历史纵深处，文本因而释放出历史的凝重感与浩渺感。结构安排精巧整饬，魏富堂1952年春天被毙开始，而海外华人魏金玉回国立碑修墓终结，小说首尾呼应。叙述过程井然有序、情节一波三折、摇曳多姿，显示出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不凡功力。

小说中这种精巧的结构设置是目击者存在的重要标志。

目击者叙述模式除了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组织事件外，小说中还穿插人物内视角的叙述。内视角的运用可以避免第三人称散点叙述之不足，笔力聚焦于某个人物心灵世界的变化。小说内聚焦叙述相当普遍，有外来人冯明父女、钟一山，还有当地人许忠德、郑培然、青女乃至于早已作古的魏富堂、谢静仪等人。这种灵活多变的视角以及内视角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形态各异的生命纷呈纸上，既增加小说情感感染力又极大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表现空间。其实，叶广芩早已驾轻就熟这类叙述方法，其家族系列小说孩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交错使用已引起学术界充分地重视。

这里作家不等同于目击者，但两者存在着丝丝缕缕的粘连关系，目击者除了承担叙述功能外，还可以扑朔迷离地传递出作家某些无意识，这由于作家凌乱的情感、飘忽的思绪间或遗落在目击者视线中，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将作家意识与目击者意识混为一体，事实上，作家意识远远地超越于目击者意识。

第二多重对话的原则。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人们通过对话来探讨自身存在的本质与方式。《青木川》对话形式多样，具有主体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

对话从形式上讲有来自作品内部和作品外部的两类对话。作品内部对话可分为四组：一是外来人冯家父女之间的、冯小羽与钟一山之间的对话，二是外来人与当地人之间对话，三是当地人之间的对话，四是人物自身展开的对话。作品外部的对话包括作家、读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多向度对话。对话中人物具有一种主体性特征，魏富堂的自主行为如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恰似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如宙斯的创造），而是自由的人；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创作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作者的意见，甚至反抗他的意见。”[⑤]“自由的人”不是作家手中可以操纵的玩偶，而是具有独立的生命意识与思维品格的“自由的人”。由于人物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赖以生存世界的多元化，对话方式就有跳出文本内部的可能性，作品中人物与作家、读者展开潜在形式的对话，显示出未完成性的特点，这也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特质。读者也不禁思考：为什么在青木川会出现这样的另类土匪？他与传统水浒故事中占山为王的贼寇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另类土匪有什么意义？历史原本应是什么样子？这就使读者进入历史与现实、人性与文化的多重对话中。

第三插入语和反讽手法。

小说中历史档案资料、墓碑文的插入较为逼真地还原历史面貌，形成丰富的互文效果；歌词的适时插入打破作品的单一性，利于作品气氛的渲染。

另外运用“反讽”手法，“反讽”以另一个读者作为被欺骗来加以考虑，“叙述者”是真正被嘲讽的对象，它是一种既包容又排斥的技巧。小说中张文鹤父子跑到西安找当年的老战友冯教导员被遣返回乡的狼狈经历时，大量运用“反讽”：“一趟远行，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侯门似海，知道了什么是高低贵贱，”“把客气当义务，实在是傻得可以。山里人一根筋，缺少场面上人情世故的点拨，他们是土豹子，低贱的土豹子永远不要奢望走进城市，走进不属于自己的范畴。”[⑥]表面来看，张家父子是反讽对象，事实上，真正的对象是叙述者。反讽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秘密的合作与共谋，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隐秘的带有嘲讽性质的默契，小说言述的空间因此获得智性与张力。一旦读者了悟叙述策略后，不禁与作家莫逆一笑，思考不止于张家父子的尴尬。

三、超越与缺憾

回望叶广芩走过的文学道路，她的身影不时地穿梭在文明的都城北京与偏远的深山秦岭、现代的日本东京与闭塞的中国乡村、喧嚣的古都西安与静谧的青木川之间。印象中的叶广芩总是在行走中写作，在行走中感受瞬息万变的生活源的激发，捕捉激荡于心灵深处的生命感悟，在陌生与熟悉的对象中寻找着生命的演绎，追寻着人类精神向上的绝美境界。这种“走出书斋”的写作使得叶广芩艺术生命永葆青春，主体的精神境界如破茧而出的毛毛虫蜕变成只只美丽的蝴蝶。90年代她以家族系列而声誉鹊起，站在中华民族文化重构的制高点上，对满清贵族文化进行一番清理，艺术眼光极力超越狭小的满族文化记忆；留日生活的经历拓宽作家的眼界，她以普遍的人类情怀反思中日民族共有的劣根性，再次超越固有的国家民族意识；进入新世纪，作家视点高移，出乎读者与评论界的常规想象，叶广芩洒脱地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清浅认识，推出系列生态小说，实现文学精神的再次超越，文学境界攀升到生态伦理发展的层面。叶广芩似乎总与闭塞的秦岭大山不搭界，更谈不上山大王形象的塑造，令人惊讶的是她以拥抱生命的热情，进行着行走中的灵魂写作。她以女性的敏锐与聪慧留意秦岭大山，尤其关注那些被宏大历史叙述遮蔽的历史碎片，重新将其弥合抚平历史的缝隙。

《青木川》显然是作家对自我创作的又一次超越。从题材看，《青木川》避开作家烂熟于心的家族故事、留日生活，笔触落到闭塞的秦林深山——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乡。作家眼光独特，不着意于风云变幻中历史的大起大伏，而以细腻笔调书写被当地人有意识遗忘的一段不经意的事件。陕西作家对于历史题材情有独钟，《白鹿原》气度恢宏致力于史诗品格的铸造，《青木川》不同于《白鹿原》的历史眼光，作家笔下的历史是诗性化、人性化、当代化的历史。在作家独特的艺术眼光烛照下，剥落于读者面前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青木川历史：昨天的土匪魏福堂亦匪亦绅，今天的冯明恍惚昔日乡绅的再现，历史惊人地循环着、回放到解放前“魏老爷”时代。这样的历史书写别开生面，它彻底打破历史进化理论，所谓历史的逻辑性、合法性、发展性受到质疑与摧毁。显然这种历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观把文学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反映，不将历史看作与现代无关的、过去某一时间发生的事件，“而是看成不断的连续与断裂中，对当代做出阐释性的启发的文本。”[⑦]新历史主义观使得历史的意义得以敞开并启示当代思想的构建。

叶广芩对于历史的把握正是源于这样新眼光，因而其笔下历史具有多样存在的可能性、忽然性以及生动性、敞亮性。作家这种视点的高移与眼光的变迁，使得其艺术世界得到极大可能的伸展。无疑这是作家对于自我的一次大胆超越。这种超越为读者打开一幅色彩斑驳的历史画卷，使读者走入历史隧道中重新冷静思考昨天与今天。当然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解释不乏随意性、主观性，作家过多关注魏福堂作为开明绅士存在的依据，忽视“种鸦片”毒害一方的流弊，这种历史态度易于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当然，总的来说，这种别开生面的探索性写作值得肯定，文本毕竟提供历史存在的别种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