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具有时空依赖性，时空的变化会导致增长极的动态演化。西安作为陕西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其内部空间组织结构包括若干次增长极点。次增长极点因观察的时空维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因此，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是一种有层次的多级增长现象。不同的增长极点通过轴线进行连接，轴线的经纬交织进而形成“力场经济空间”。国内外学者使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分析增长极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作为增长极的发达地区会通过增加对外围地区产品的需求产生扩散效应带动外围地区发展，同时又会通过吸引外围地区的资金、劳动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阻碍外围地区发展。增长极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很难明确区分，常常是极化的过程中有扩散，扩散的过程中有极化，只是在特定时空中孰轻孰重的问题。从整体特征而言，增长极形成的漫长过程侧重于“集中化”，是非均衡的。这种非均衡的“集中化”是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过程，但从更长的时空维度来看，极化效应所产生的集聚规模经济是具有一定限度的。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替序列划分为低水平平衡阶段、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和高水平均衡阶段四个不同阶段。从西安区域经济内部以行政区划为主的次增长极来看，城六区极化特征明显，经济较发达。而外围七区县生产总值占全市总量的比重虽保持不变，但与城六区生产总值的差距却在扩大：2017年城六区生产总值总量为5033.09亿元，外围七区县生产总值总量为2104.51亿元，两者相差2928.58亿元；2018年西安市城六区生产总值总量为5640.22亿元，外围七区县生产总值总量为2290.38亿元，两者相差3349.84亿元，追溯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增长极与其外围区的差距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说明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为严重的是，增长极在极化过程中阻碍外围地区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会因为“膨胀病”而增长乏力，最终导致增长极与外围区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整体的持续增长能力下降。因此，当增长极极化到某一程度，并且与外围区域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时，就应该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来寻求区域经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这个过程以“分散化”或“均衡化”为特征。由此看来，为寻求区域经济整体效能最大化所进行的“先集中”“后扩散”过程与 “U”字型经济规律如出一辙。
市场是逐利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68）研究增长极对周边腹地的影响认为市场力的作用是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因此，扩散作用作为极化作用的反向过程，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西安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核，其功能扩散的过程体现在大西安规划的推进与实施中。2010年《大西安总体规划空间发展战略研究》首次亮相，至今近10年的规划、论证和建设实施使大西安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大西安规划范围包括西安市整个行政辖区和西咸新区，主城区范围进一步拓展北至泾阳、高陵北交界，南至潏河，西至涝河入渭口及秦都、兴平交界，东至灞桥区东界。除了地理空间的拓展外，经济空间的扩展应该是区域经济整体效能最大化的源动力。2018年《大西安（西安市—西咸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7—2021）》正式印发，描绘了大西安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宏伟又清晰的蓝图。大西安实施“北跨、南控、西进、东拓、中优”战略，打造“三廊一角一通道”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三轴两带多中心多组团”城市发展格局，力求通过大西安主城区增长极核的辐射作用带动和促进外围城市、乃至大关中都市圈的发展。大西安规划及其实施的过程应该体现西安经济由极核阶段向扩散阶段转化的分散化、均衡化特征，进而达到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