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诗歌中》克兰指出“机械将失去其耸人听闻的魅力，并在人类生活中出现其真正的附属秩序…我的意思是说，对机器的力量和美感的浪漫揣测必须不断消减…它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如田园、耕田和谷仓一样成为源于自然经验的诗歌意象”。《桥》完整地展现了克兰对诗歌如何完成现代任务，即如何自然而然地表现机器这一命题作出的回应。其中的《隧道》一章既不讳言机械（地铁）造成的感官体验与时空秩序的危机，又赞美其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将其列入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具有唯一性的事件。
林奇认为“波士顿地铁除了过河前开到路面以外，不能与城市环境建立联系。地面的地铁入口可能是城市中战略的地铁节点，但它们是由看不见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地铁是一个分离的地下世界，研究用什么办法使它与城市的整体结构相契合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在克兰的笔下，虽然整个章节的绝大部分段落诗人都在这个“黑暗的地下世界”中旅行，但叙事者以灯火灿烂的时代广场开篇，以抵达星光璀璨的布鲁克林大桥结尾，这一头一尾都是光明的象征，暗喻地铁之旅是抵达光明必经的洗礼。克兰并没有忽略地铁的负面气质，而是拒绝停留在偏见的层面，用诗行丈量了机械化的地下空间，建立起地下与地上的联系，让地铁融入城市，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中指出“[虽然]大城市的各种现象可能使我们有好感，可能使我们反感”，“[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谴责和原谅，而仅仅是理解。”。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令物性压制了人性，为了对抗这种压制，“独特的个人主义”得到彰显，在这一组对立的矛盾中，齐美尔最终看到的是动态发展与竞争前进的可能。
二十世纪初，大都市中物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催生了英语诗歌新的观察方式、审美体系和表现机制，并进一步参与到城市话语的建构当中。庞德在回忆录写道，每当诗歌试图描写抽象的、玄奥的东西时，它就走向式微，而英语诗歌兴盛的时期往往是诗人注重从具体的细节入手、以精当的语言处理描写对象的时期。因此，当目睹都市人利用机器创造出庞大的城市系统，又反过来受制于这个系统中形形色色的机器时，诗人们首先捕捉到了其中“具体的细节”，这细节就包括了都市人最显著的精神状态：紧张、麻木和绝望的孤独。根据齐美尔的分析，紧张是来源于大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麻木和冷漠是一种潜意识里的防卫机制，而孤独，则是所有源头和经过所叠加而成的结果。
除了孤独的精神状态，另一种更为显著的大都市生活特征就是感官体系所承受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群体性的在机械结构中对身体自控力的丧失。而地铁，就成为了捕捉和再现这种焦虑最恰当不过的场所之一。一旦进入地下空间，自然景观的隔绝一方面使得对时间的判断只能依赖于机械的钟表；另一方面使得空间变化的感知依赖于时间，接着复杂的噪音首先入侵了无法关闭的耳朵，电梯的升降，硬币的叮当，轰然的关门声等等，对听觉的极度刺激直接导致了耳鸣。随后，身体被裹挟进人流，以不可抵挡的速度前进，又在车厢中被巨大的力量拖拽向前，最后，就连可以自由闭合的眼睛也失守了，无处不在的广告招贴画如同磁铁般吸引着视线，这些无处不在又蜂拥而至的刺激长时间地让感官神经兴奋到顶峰，直接结果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充斥着冷漠、麻木的人群。这种麻木是在过度刺激的本能自保，是齐美尔对抗大城市生活压力的理性工具，它不是感受不到刺激，而是“对事物的区别的迟钝感受,不是说它们像在感觉迟钝者那里那样没有被感知,而是事物的区别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事物本身被感受为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