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正逐渐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目前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学者们从农村养老问题、农村贫困问题、农村“光棍”问题和农村传统习俗等方面出发进行了详细探讨。
（一）有关农村高额彩礼与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
农村社会首先面临的就是高额彩礼下的老人赡养问题。费孝通（1985）认为中国农村传统家庭中代际关系是一种“回馈模式”，强调子代通过赡养亲代而达到对亲代养育的回报。王德福（2014）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高额彩礼是导致代际之间投资与回报关系失衡的主要因素，父母倾其所有为儿子筹办婚事，但儿子没能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阎云翔（2003）从父母养老策略角度出发，提出父母为了维护老年安全感，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给子女提供尽可能多的彩礼；另一个策略就是积极帮助儿子建立小家庭。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维持老年安全感的策略只是推动了年青一代更加积极的抬高彩礼的数额。李银河（2009）认为大部分农村父母都愿意为儿子婚事出钱出力，这既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又是一种老年保险的投资。儿子更是受之无愧，既无半点不安，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因依赖父母而产生屈辱的感觉。这也正是结婚费用逐年上涨的内驱力所在。韦艳（2017）认为正是由于高额彩礼的大部分数额由父母偿还，新婚夫妇们在享受高额彩礼带给给他们舒适生活的同时，高额彩礼的负担让他们的父母不得不面临负债累累和无人赡养的悲惨状况。桂华（2010）在全国多地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村普遍存在新人结婚后为了不和老人一起分担婚姻支付的欠债，甚至有把老人赶出去单过的情况。
（二）有关农村高额彩礼与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彩礼的持续上涨是导致农村社会“返贫”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石人炳（2006）提出高额彩礼使很多地区出现“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情况，贫困家庭甚至会因高额彩礼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魏国学（2008）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地理条件和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往往要支付更高的彩礼才能娶到媳妇，高额彩礼往往会使这些家庭在婚后陷入赤贫状态；刘凡熙（2018）提出适婚男性年轻时家庭困难，支付不起彩礼，只得选择晚婚。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彩礼也越涨越高，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彩礼的增长速度。
刘成良（2018）认为婚姻市场的经济决定论导致了骗婚、买卖妇女的现象长期存在。李银河（2009）、曹锦清（2000）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些极度贫困地区的农民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不得不从外地低价买回痴呆新娘，这一做法虽然解决了当前的婚姻难题，却导致该地区在几年后出现了大量的痴呆人口。这使得家庭经济负担比婚前还要重，传宗接代也只出现了数量上的增加而没有完成质量上的改善，导致这些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三）有关农村高额彩礼与农村“光棍”现象的研究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高额彩礼是导致农村“光棍”数量上升的主要原因。刘成良（2018）提出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生男偏好，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民们想方设法的选择性生育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受计划生育影响的一代人已经进入适婚年龄，面临的尴尬境地却是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条件较好的男青年可以凭借自身资源和经济优势取得胜利，而一些付不起“市场标准”彩礼的男性可能连进入婚姻市场竞争的机会也没有，直接沦落到“打光棍”的地步。杨华（2008）通过对水村“光棍”现象的调查指出农村社会出现大量“光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90年代的人口流动使得原来比较固定的通婚圈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外出务工成为青年男女追求城市生活的唯一方式，尹旦萍（2009）认为适婚女性利用这个机会流动到条件更好的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调。杨华（2008）认为农村婚姻结构性平衡因素被打破，而新的稳定有效的因素和力量又未能形成,造就成了农村大量的“光棍”的出现。桂华（2010）认为农村青年结婚难与“光棍”现象，是婚姻市场结构性矛盾的表现，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
（四）有关农村高额彩礼对农村传统习俗的影响的研究
在研究高额彩礼对农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一部分学者从另一方面分析了高额彩礼为农村传统习俗的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李银河（2009）认为高额彩礼推动了农村生育观念的转变，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正逐渐被打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降低，生儿子意味着将来要给他建房子、娶媳妇甚至还要帮忙带孩子，父母会陷入一种无限投资状态。高额彩礼下想生男孩的愿望大大降低，生男生女都一样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育观。韦艳（2015）认为，农村高额彩礼对于家庭内夫妻权力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资源理论（Liat Kulik，1999）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如职业阶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占优势的一方在夫妻权力中占主动地位。当前农村女性职业的非农化转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的地位逐渐提高，从而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