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因素瓦解与现代因素生成不同步性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有传统因素瓦解、现代因素生成不同步性。从经济方面来说，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实行的经济的双轨性，以市场价格和内部价格并驾齐驱，以实现从国家定价分配为主的计划经济到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也是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在改革开放前期一段时间内盛行。但随着开放力度加大，开放窗口的逐步增加，配合我国改革进度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至今为止，在科技创新经济引领下，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带头城市之一，其在现代化建设有责任也有雄厚的基础进行下一步的探索发展。在2019年两会期间，广州市在新鲜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着力打造现代化购机营商环境，行政审批以企业体验为着力点，全链条服务让人才放心安家等。广州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主要城市，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借助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是解决错位现象的有力典范。
从文化或者政治上来说，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有传统因素瓦解从而导致信仰、价值观的真空，现代因素生成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或者衔接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信仰价值体系。结合中国而言，在毛泽东时代，当时的人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精神力量的支撑，毛泽东作为不屈不挠、顽强抗争时代中国人的代表和积贫积弱年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虽有不少学者从反面来评述当时那种人人手拿毛泽东语录的狂热精神，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是一个打基础的时代，是一个积累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牺牲和奉献的时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在文革后被瓦解，但在它瓦解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接替他的价值体系，从而导致一股“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的言语思想涌现。美国兰德公司，曾经准确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战争的调查公司指出：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就导致了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也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经过一个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震荡期之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推选出一个突出的领导性价值体系。
（二）、现代化发展任务与国家能力不同步性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对现代化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正在形成的国家能力的错位。如清末时期北洋水师的创建，是清政府逐步迈向现代化的标志，但当它刚刚起步还不足以应对战争的挑战时，到了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部份应进行之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火炮皆落后于日本。而在此时却经历中日甲午战争，从此一蹶不振。在我国1927—1937年，在蒋介石国家重构时，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有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并建立满洲国的殖民主义入侵外患；另一方面有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南昌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以上两方面牵制着蒋介石，阻挠了他进行建立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计划。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启动规模大、速度快，起点低，从而也造成错位现象。这也与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提出的“软政权”相对应，“软政权”主要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金钱常常和他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通常的权钱交易原则。在具备软政权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过程常常表现为在政治动作方面没有明显的社会整合能力，缺乏稳定性与发展的宏观导向性。由“软政权”政府腐败、寻租行为引起政府在关键时刻软弱无能，分利集团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会干扰和扭曲现代化进程，这也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特殊难题之一。
（三）、早发现代化国家示范效应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不同步性
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不正常的超前现象之间错位。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效应会使人们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观念超前。例如在经济上，我国传统消费观是以奉行节俭，人们的日常消费仅以简单满足材料供应与生活需求，不注重精神方面消费的消费观念；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银行金融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带动了市场活力与拓宽人们消费视野，网上、手机支付更加方便与快捷，新一代的年轻人更主张于贷款型的超前精神生活娱乐消费观念。也可以通俗的概括为：由之前的“挣一元花一元”到现在的“花一元挣一元”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