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仙：虔心寻求与偶然误入
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在普度众生的同时，对入教者还讲究一个“缘”字。这一规定，既避免了信徒泛滥，也对修行者有了选择权。佛、道认为，人的生命既然有因果轮回，那么世间的一切皆由因缘所成，即万物皆有因果。能成仙的人首先要有仙相或仙骨，这就是缘。能遇仙的人，也需要生命中有此机缘，这一说法无疑使游仙小说带有浓厚的道教宿命色彩。六朝隋唐游历仙境小说进入仙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求仙者虔心寻求，一是普通人偶然误入。前者多出现于道教徒编纂的神仙传记，后者多见于文人创作的志怪传奇小说中，二者表现出迥然相异的旨趣追求。
寻仙者虔心寻求进入仙境的故事在道教徒编纂的神仙传记中十分常见，在仙传中能够进入仙境的人物其身份多为道士，或虽非道士，但虔心修道，志尙神仙，好道慕仙，寻仙的意志十分坚决，他们能够进入仙境遇到神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虔心寻求恒久坚持的必然结果。如《神仙传·吕恭》，吕恭少好服食，于太行山中采药，遇仙人；《神仙传·许栖岩》，许栖岩“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洎登蜀道危栈，栖岩与马，俱坠崖下”进入仙境。这些最终能够进入仙境的人都道心虔诚，好道慕仙，是道教神仙信仰最坚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道教仙传中游历仙境小说大都情节简单、单一，叙述模式多是某人身份是道士或者虽非道士但志尙神仙，主动入山寻仙访道，终得入仙境遇到仙人，得到仙人所赠经书或其他赠物，返回尘世，以所得赠物救助百姓。这些道教徒编纂的神仙传记中的游历仙境小说大多不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文笔的辞彩华丽，而是注重渲染与道教相关的内容，如神仙所赠经书的名称、功用等，显见其创作旨趣追求在宣扬道教义理，鼓吹道教教义。李丰楙先生说：“早期仙传中经常叙述求道者因有入山、入洞之行，而得以蒙受道法、修炼道术；甚而接遇仙真而得受经诀、秘法，如此综结地理纬、名山记进而形成其体系化的洞天说、名山系。”
在神仙小说的语境中，洞穴仙境之所以对虔心信道者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是因为在道教的传说中，深山洞穴不仅是诸多仙人岩居穴处，隐于深山潜心修炼之处，比如赤松子“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广成子“居崆峒“居崆峒山石室之中”；而且据道教传说，一些神秘的宝典往往藏在深山洞穴中，等待有缘者。《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引《三皇文序目》曰：“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时所授之书也，亦诸仙人授之，以藏诸名山。”《云笈七签》卷四“道教经法传授部”之《三皇经说》云西晋时“少好仙道”的南海太守鲍靓于元康年间“登嵩高山，入石室，请斋，忽见古《三皇文》，皆刻石为字”。又如葛洪《抱朴子·遐览》及《神仙传》中都说帛和在深山石室中面壁修行，熟视石壁，“一年了无所见，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见”，石壁上刻有《太清中经神丹方》等秘籍。深山洞穴之中有神仙秘籍的说法，更增加了人们对于洞穴的神秘想象及洞中遇仙的期待。
神仙、仙境与悬崖、幽谷、绝壁、奇洞等自然景观的神秘联系，在信众的意识中进一步确立。人们热切地在深山洞穴中寻觅仙踪，坚信在深山洞穴中可以寻找“仙馆”，期待有朝一日与神仙邂逅。正是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关于洞穴世界的话语叙事逐渐被系统化和理论化，纳入了道教的话语体系中。
不同于道教仙传中主人公主动寻求进入仙境的方式，志怪传奇小说中进入仙境的主人公更多的是普通人由于某种机缘偶然误入，这类故事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如《列仙传》中邗子是一个猎人，他进入仙境的原因是有犬走入山穴，邗子追随而入；《搜神后记》中袁相、根硕也是猎户，因逐羊而进入仙境；而武陵人以捕鱼为业，因迷路而进入世外桃源；《异苑》中武溪蛮人因射鹿而误入石穴；《拾遗记》中进入洞庭山遇到仙女的男子身份为采药人。在唐人小说中，进入仙境者多为士子读书人，进入仙境的原因则多种多样。小说中的主人公不须特别努力就能到达仙境,往往在捕鱼、打猎、采药时不经意间闯入仙境，这正契合了人们希望减低成仙难度的愿望。小说中主人公所进入的仙境大多是距离人世不远的山中洞穴，这显然是道教洞天思想对小说家的影响所致。
志怪传奇小说中偶然误入仙境的故事篇幅较神仙传记大大加长，大多情节曲折离奇，想象光怪陆离，文笔夸张铺饰，其创作目的不再是渲染鼓吹道教义理，而是文人做意好奇，有意为小说，借小说以表现文人的风尚、好恶、志趣及追求。如《太平广记》卷十四《马士良》，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不再是虔心求仙的道士，而是犯事亡命，入山躲避，马士良进入仙境的原因不是有意寻仙求道，遇到仙女是出于偶然，属于误入仙境的类型。他见到仙女，娶仙女为妻，又得到仙药，这种情节设计不同于道教仙传的仙境故事，不再注重道教色彩的渲染和道教经义的宣扬，宗教色彩大为淡化，世俗色彩增强，表现出由宗教主题向婚恋主题的转变。小说以更多的笔墨来描写仙女的形象与生活，写仙女主动要求与凡人结为夫妻，情节更为曲折，文笔更加优美，这些都表现了文人小说不同于道教仙传小说的特点。
求仙遇仙的主角由封建帝王、方士道徒变为与道门无甚关联的猎人、樵夫及采药者、士子，然后这些普通人遇仙成仙的传说又被道教仙传所收录，实际体现了道教开始逐渐下降贴近下层民众的生活，出现了向世俗化演变的趋势。
2、遇艳：男性欲望的体验与满足
六朝隋唐神仙小说中凡男进入洞天仙境往往会遇到姿容绝佳的仙女，作为理想象征的仙女不但可以令凡男长生成仙，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还可以得到情感与性欲的极致满足。
早在王嘉《拾遗记》中就记载采药人偶遇仙女的故事：“采药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楼琼宇，宫观异常。乃见众女，霓裳冰颜，艳质与世人殊别。来邀采药之人，饮以琼浆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箫管丝桐。饯令还家，赠之丹醴之诀。虽怀慕恋，且思其子息，却还洞穴，还若灯烛导前，便绝饥渴，而达旧乡。已见邑里人户，各非故乡邻，唯寻得九代孙。问之，云：‘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今经三百年也。’”这个故事中居住在洞穴仙境之中的仙女与身份普通的采药人演化一段仙凡恋情，表明洞穴仙境故事开始由之前的道教成仙主题逐渐向仙凡恋情的婚恋主题推动与转化。
刘义庆《幽明录·刘晨阮肇》中叙述剡县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在深山中偶遇姿质妙绝的女仙，并与女仙成就姻缘：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在这个故事中，仙女的形象更加平民化与世俗化，初见刘晨阮肇便直呼其姓，似旧相识，亲切近人，毫无传统神女高贵神秘的特质，仙境已不在远离人世的神山仙岛，而处于距离凡人不远的深山之中，偶然之中便可进入，而仙境的景象也不再像神话中那般富丽奢华，与凡间景象并无二致。这表明随着道教观念的渗透，道教洞天思想正在逐渐影响到小说之中，并推动仙凡恋情故事产生和发展。
隋唐以降，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趋势，女仙的形象逐渐摆脱神秘高贵的特质，显得更加世俗化、人性化乃至艳情化，她们有着与世俗凡人一样的情欲追求，渴望获得男女恋情的慰藉和自由性爱的满足。文人在小说中津津乐道地编造凡男在洞穴仙境邂逅仙女，仙女可以无条件地满足其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种种隐秘欲望，不但可以获得长生不死的仙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可以获得恋情和性爱的满足。这种男性心理欲望的表达在许多唐人小说中都有充分表现。
仙女可以带给凡男巨大的财富利益。如《原化记•冯俊》写冯俊为一仙人负药囊，步入仙境，仙人授与钱一千文，又授以丹药可一百余粒，食后可百日不食。然后又令他骑在一状如虎之石上飞回家，回家解开腰上一看，全是金钱。自此，冯俊“广置田产，为富氏焉。”《独异志•柳积》言柳积乃一穷举子，“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他“闻窗外有呼者”，出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视之，皆古汉钱，计得一百七十千，乃终其业。”
仙女可令凡男得道成仙。裴铏《传奇•裴航》云唐长庆年间，落第秀才裴航于蓝桥驿偶遇仙女云英，为向云英求亲，倾尽所有资财，以重金买下玉杵臼，捣药百日方，历经磨难，终入仙界成亲，夫妇同居于玉峰洞中，裴航因饮食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柳毅传》中柳毅因与洞庭龙女成亲而成为仙人。《通幽记•赵旭》中，凡人赵旭因习黄老之道，得仙女眷顾。后仙女因故离去，几日后复来:“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候日洁，为旭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夹。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降诀，其大抵知《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
仙女还可以令凡男获得情欲与性欲的极致满足。唐人小说中仙女形象与六朝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女仙下凡的目的不再是救赎苦难或宣扬道教，不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她们到凡间是为了寻找情感的满足和慰藉，主动追求爱情，大胆袒露情怀，热切地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婚姻，似乎凡间生活更具有吸引力。汉魏六朝小说对于仙凡两性的性关系多持避讳的态度，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唐人小说将原本遮蔽的性因素加以彰显和渲染，毫无顾忌甚至津津乐道地描绘仙女与文人士子的性关系，小说中的仙女大胆泼辣，轻佻放荡，主动向意中人投怀送抱，毫无道德礼仪观念的束缚，言行有似于风尘妓女。这实际上是文人猎艳心理与世俗情欲在超现实世界的延伸和宣泄。
唐初张鷟《游仙窟》叙述自己奉命出使，途经仙窟，偶遇仙姝十娘五嫂，经五嫂为媒，与十娘一夕缠绵，尽欢而别。“实质上，所谓的仙窟就是妓院，十娘即妓女，五嫂的身份则近于鸨母。”再如《传奇•张云容》中女仙的言行亦颇类似妓女，三位女仙于风清月皎之夜与薛昭共酌美酒，宴饮将酣，一仙女名兰翘者命掷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 三仙女以赌掷骰子决定何人侍寝，这种行为与青楼妓女几无二致。这类仙凡恋小说进入唐代开始更多地发展起来，而且描写男女欲望更加凸显。
李丰楙先生在《仙妓与洞窟——从唐到北宋初的娼妓文学与道教》一文中对唐人游仙文学中以仙拟妓，游仙实为狎妓的种种，有很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以《游仙窟》一文为狭邪游的经历，“游仙的正统文学就在此一时期转化完成另一支仙妓文学，这是唐代文化有意致之：游仙的隐喻，形成仙洞、洞仙、仙郎的隐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