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国”在《圣经》里也说成“天国”，其中，“上帝国”出现66次，“天国”出现32次，两者共同出现98次，且均出自《新约》前半部分，其中《马太福音》最多（36次），《路加福音》次之（31次），《马可福音》第三（12次）。若我们细读以上福音，会发现耶稣从未给“上帝国”下过精确定义，只提供了理解“上帝国”本质的线索。可是李提摩太对上帝国的理解却比《圣经》里所提的更详细，他曾对教徒指出：

“上帝国即将来临，上帝的愿如同在天堂一样也在人间表达，耶稣要我们要祷告。上帝国里包含世界一切美好之物，甚至更好。那里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队的压迫，没有土地法，没有赊账。那是一个和平、善意与正义之国。在那里，穷困潦倒的人将得到救赎。当穷人与富人世袭的权力得到恢复，当被众人指责的、使穷人受到肆意压迫的土地法被改变，当城镇的土地拥有者所具有邪恶的独裁权被收回，当穷人为使世间更加繁荣而付出的辛劳也将得到相应回报时，这才是人类应该携手欢庆的时刻。”
我们看到，李氏眼中的上帝国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平、没有战争。他强调了上帝会将天国从彼岸带到此岸，此国在上帝那里与在人间是无异的。描述中既涉及到了穷人，还涉及到富人。因此，上帝国是所有人的国，只有拥有信仰，无论贫富都可以进入上帝国。李氏眼里的“上帝国”很明显比《圣经》里更加详细：“没有压迫，只有敬畏；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应是上帝国中每个国家所约定的国际准则。总之，上帝国里没有罪恶，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无知，是一个充满欢乐之地。正因为东、西的冲突主要在政治之间，而政治冲突又可以归结到宗教之间。如果宗教联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那么这将是人类一笔巨大的财富，进而反对战争促进和平指日可待。李氏所强调“上帝国”的构建是颇具比较宗教意味的。他指出：“在比较宗教中我们才能努力去发现隐藏于各教的基本法则，进而才可能将宗教放到普遍道德与经验中，各种族就能团结一致，不会对任何神圣感施加暴力。”因为当今世界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是权力与正义相脱节，政府所呼吁的只是权力，而宗教所呼吁的才是正义与爱。而这样的正义与爱只有通过宗教联合方可实现。易言之，宗教联后就不再是宗教，而是正义，因此他说：
“… …基督教应该再负责唤醒那些历史性宗教中的潜在力量，将它们融合成普遍的正义之声音，正如耶稣和他的门徒彼得、保罗和约翰融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样。我们不倚靠那些怂恿亚洲人动用武力的欧洲人——也不倚靠那些碾压欧洲本身的军队——应让基督教来团结亚洲所有教徒，用正义而不是武力（force）来唱响胜利的号角… …”
若我们把这里的force理解成“政府所呼吁的暴力或武力”，那么李氏所提倡的用宗教联合所取得的正义代替武力就显而易见了，而正义也即是他对上帝国的展望。
因此，心里怀着建立“上帝国”的梦想，李提摩太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表现出了宽容态度。他曾撰文总结说：世上所有宗教都是上帝亲临启示的结果，即：“世上各国的圣人都认为真正的宗教均由共同之基础形成，上帝是天地之掌管者”。就像大自然中，有燕麦、大麦、黑麦、豆类、小麦和稗子，这些不同植物都有其价值，都是上帝的赐予，同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同样为上帝所赐予，它们为非基督教世界扫除了贫瘠与荒野。易言之，世界各宗教都来自上帝的启示，不分贵贱，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应对这些非基督教在世界上所做的贡献表达感谢。正因非基督宗教都来自上帝之启示，因此它们自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真理。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中国的非基督宗教看法时，李氏回答，世界上所有的非基督宗教都在地球上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儒教以孝顺作为最珍贵的真理的同时它还思考了慈爱、正义、诚实等相关知识；佛教强调了道德与精神胜过物质；道教所探寻的自然之力也值得人类认可。他在“东西大教溯源篇”甚至直接指出:
士生今日，挨时度势，五洲不营同室，中西大教又并兴于中国，试问作何相待，大旨不外两端。一曰彼此相争，一曰彼此相合。相争者，小人之道也，小人识见卑浅，但知挑剔一二不同之小节，唆人争竞，流祸无穷。相合者，君子之道也，大舜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上引文也就是说，相合，即是中西宗教和谐相处才是君子之道。此处虽未提及佛教，可儒释道三教对于李氏而言却是中国的主要宗教，而这里的“中西大教”无疑是指基督教与中国三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众多宗教中，他何以只看中了佛教？这主要因为李氏认为佛教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知识；二是道德；三是精神。知识方面，佛教为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带来新知识，激发他们认识宇宙、生命与自己的命运，为中国引入了很多“无限空间”诸如此类的概念。道德方面，佛教为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了四圣谛与十二因缘等解说，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道德与因果报应的循环存在密切关系。虽然佛教强调避世，无形中拆散了中国家庭成员间本来应有的纽带，可面对这些奇怪的道德观点，儒知识分子却还是表现出敬畏。最后一点精神层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儒教徒只满足于现世，对未来并未做出具体解释；而佛教徒面对人生问题却可冷静思考，认为当下的物质生活不过是虚幻，人要为未来打算，当下的点滴都在为涅槃做准备，以证得最后菩提。而恰恰是精神层面这一点，使得李提摩太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