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传统艺术
摘 要：黄梅戏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采茶调，由民间艺人为谋生计而带入安庆。黄梅戏念唱以安庆地方话为基调，同时汲取徽剧、京剧及秦腔等戏剧的精华。黄梅戏在上海发展演员大开眼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严凤英、王少舫两位大师相互切磋技艺，成了舞台搭档。黄梅戏从国内唱到国外，独树一帜。在继承和发扬黄梅戏传统艺术上，不失时机地谋求发展推陈出新，营造繁荣氛围。
关键词：黄梅戏 起源 严凤英 发展 繁荣
现存戏曲种类有360余种，传统剧目在5万个以上，其中流传于安庆地区的黄梅戏，以其纯朴而绚丽的风貌，博得观众的喜爱，仅几十年来已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五大剧种之一，并已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黄梅戏已成为安庆市的名片，誉满中外。
黄梅戏发源、衍变的艰难历程
黄梅戏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采茶调，由民间艺人为谋生计而带入安庆。黄梅采茶调传到安庆之后融入了安庆地区流行的“花鼓戏”、“彩花戏”、“罗汉桩”、“道情”、“连厢”、“睦剧”、“送傩神”、“莲花落”，特别是“青阳腔”、“徽调”等多种民间音调和戏曲艺术。安庆地方语言作为构成戏曲的重要要素。安庆人对黄梅采茶调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当时流行于安庆地区的 “独角戏”和“两小戏”（小旦、小丑）及“三小戏”（小旦、小丑、小生）。早在元代安庆就有戴面具的杂戏（ “傩戏” ）。在明代中叶，“南戏”的四大声调，即“余姚”和“弋阳腔”曾广泛流传于此，到明代万历年间孕育了闻名遐迩的“徽州雅调”（ “青阳腔” ），到了清代有流行于安庆的“梆子”，（ “徽调” ）。黄梅戏是继“青阳腔”和“徽调”之后第三代的戏曲了。之后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产生了具有故事情节、众多人物场面的大本戏剧目，如《天仙配》、《罗帕记》等，促进了安庆市周边八县的戏班（“邱在良戏班”、“合记新长春戏班”、“彭小佬戏班”、“方宝珍戏班”、“葛大权戏班”、“三元戏班”等）应运而生。由此可见，黄梅戏是产生、发展于安徽西南部，以安庆为中心的民间小调和地域风俗、典祭文化及青阳腔、高腔、徽调等戏曲元素，形成了安庆的地方戏种——黄梅戏。
具体说来，黄梅戏诞生之后，在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毗邻地区都曾产生过影响。然而，在戏曲语言继承、创新方面差异很大。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交界处，黄梅戏一度兴盛，有的地方未曾立足就夭折了，有的地方稍有雏形就又恢复到原始状态了。湖北省黄梅县对失掉继承黄梅戏的机遇深感遗憾，解放后多次提出要把黄梅戏发展起来，但最终未能抓住机遇。安庆地区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潜山、岳西、桐城、枞阳等县人民喜爱黄梅戏，依托当时具有一定戏曲基础的乡镇，如太湖的“徐家桥”，怀宁的“小吏港”（孔雀东南飞发源地）和“石牌”等，戏曲风之势顺江而下，越过长江抵达江南。东南“凡茶山”地方（南陵、泾县）开始盛行黄梅戏，由安庆移民和手艺人相传，在江南的至德、东流向青阳、贵池地区延伸发展，而后时间不长又反折过江驻足于安庆枞阳县，与江北的戏班一并进发到安庆城外。 发展过程中的黄梅戏向外扩展之后再次回到安庆周边，主要集中于北郊十里铺一带。据清光绪乙卯八月二十九日（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记载：“皖省北关外，有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20余人。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苏花鼓戏无甚差别”。黄梅戏真正进入安庆市区是在1926年前后，在安庆郊外徘徊将近半个多世纪。因诸多因素黄梅戏受阻于城外，戏班队伍在发展，小戏不断演出，演员大都是乡村黄梅戏爱好者及半职业班社。演出剧目大戏36本，小戏72出。日常演出节目不尽相同，大都是自行创作编排的节目。辛亥革命暴发之后，清王朝彻底覆灭，这个时期黄梅戏创作又有新的篇章，1921年6月14日安庆水上警察在英商轮船上查获了大批鸦片，孙中山对此次焚烟给予高度评价。该事件对安庆人民鼓舞极大，作者受此启发创作了《打烟灯》。该小戏反映了一个吸毒受害者经多方规劝终于醒悟，最后砸了自己烟灯，表现了与毒品彻底决裂的决心。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制定了《临时宪法》，大法上有关“劝禁缠足”条款。为响应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新主张，戏班子创编演了《恨小脚》，在当时农村女性中反响强烈。此时的黄梅戏由于受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困惑，班社人员不固定，没有行头，没有道具，演出服饰等需要向村里老百姓借用，故为“草台班子”。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黄梅戏从乡村到城镇，从“草台”到“花台”。之后，不自觉地萌生了入城意识，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谋划着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黄梅戏进入原安徽省府——安庆市，实现了发展的初步梦想。
1926年，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老艺人丁永泉等人的带领下，戏班人马悄悄闯进省府——安庆市。由于清末民初，官府和军警视黄梅戏为“轻薄淫荡”、“违背礼教”，“伤风败俗”的淫戏而屡遭禁演。进城的戏班人马化整为零、走街串巷分散演出，所演出的剧目多为小戏，如《送香茶》、《游春》等生活小情节和爱情之类的节目。有一次老艺人丁永泉在西门大新桥一市民住宅唱戏，忽听来人报告“警察来了”演员和观众四散躲藏，扮演旦角的丁永泉被一好心老妈妈带到家中安睡儿媳妇的床上，在床下面放一双绣花鞋，老妈妈告诉警察“床上躺着的人是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丁永泉才免遭厄运。上世纪三十年代，黄梅戏的演出才有了固定剧场，城东有“新舞台”，城西有“爱仁戏院”；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固定观众；职业艺人的演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的一批年轻的职业男女演员，再无需与“高腔”、“徽调”和“灯戏”“三搭班”同台了。在节庆日上演全本大戏。黄梅戏念唱以安庆地方话为基调，语言甜美，为黄梅戏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汲取徽剧、京剧及秦腔等戏剧的精华。黄梅戏还得益于安庆源远流长的文文化底蕴。安庆自古以来崇文至上，引来无数骚人墨客登临作秀，诗歌华章流芳，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例。之后又有桐城学派带动了皖西南各县文学事业的兴盛，这一切无不对黄梅戏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黄梅戏闯入上海谋发展
黄梅戏由湖北黄梅县流传到皖西南安庆地区各县，后抵安庆市周边郊外，大约50年时间。从初入安庆市再到上海，这期间职业戏班的活动时间只用了6—7年。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南市内有安庆地区手艺人和小商贩700余人，其中有些人在家乡安庆接触过黄梅戏，且能唱几出小戏。这些人常在工余时间自娱自乐清唱，家乡唱词琅琅上口，黄梅音调抑扬顿挫，家乡风格突出。到了30年代初，上海的安庆人听清唱就不过瘾了，开始排练《山伯访友》、《陈氏下书》之类的折子戏，又有了的固定自娱自乐场所（小南门海潮路一家笔店），该场所桐城张姓老板用自己的店堂做简易舞台，邀请怀宁高河埠戏班子在此演出，1933年春节正月初一演出的《珍珠塔》掀起了一股热潮，之后又转至江北“大世界”以及大沙渡等处演出。1934年黄梅戏以职业班社的组织形式赴上海， 1937年返回安庆，在上海发展长达4年。起初老艺人丁永泉、方杰贤、查文艳等20多人先到上海，演员都很优秀。刚到上海在久亩地一家茶楼演唱，茶楼可容纳五六十观众，日夜场交错演出。为了多演多创收，班社还活跃于陆家浜露天演出，观众极多。影响不断扩大，艺人除演戏还要挤时间走访有安徽人做工的工厂，沟通同乡关系，争取同乡人的支持和帮助。众多家乡人到剧场捧场看戏，还鼓动上海友人观看。上海人听不懂，家乡人作陪现场“翻译”。在上海的安庆人宣传黄梅戏不遗余力，还不时为班社送来类似“技艺超群”的匾额和锦帐，以造声势推介黄梅戏。演出日渐兴隆，演出市场日渐扩大，延伸到太平桥、太平楼和国民路的月华楼一带。来看戏的观众除安徽人外，尚有湖北、江西、河南和上海当地人。由于收入逐渐增多，有了经济基础，班社添置了不少设备，买了头面，珠花、服饰、彩鞋，角色装扮焕然一新，演员演出热情不断高涨，同时也招徕了很多的上海观众。戏班人马在上海大开眼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演员不扮演同性角色，现在消除了自卑和自我歧视，可以男演男，女演女了，还创作了一大批新颖的折子戏。上海的不少大戏种即京剧、沪剧、越剧、扬剧以及北方的评剧等。这些戏剧在唱、念、做等艺术上优于黄梅戏，演员们感到自己的黄梅戏在演技上与上海其他戏种有差距。要向其他戏种学习，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一步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唱艺术质量。丁永泉一直演旦角，他从评剧表演艺术家白玉霜那里学习了很多表演技巧，全部用到黄梅戏表演上，取得了很好的戏曲效果。评剧著名演员新凤霞曾说过：“我看了黄梅戏觉得和我们评剧有很多共同地方”。
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和王少舫
黄梅戏在上海发展期间，安庆当地班社与皖西南各县的职业班社演出交流频繁。此时受中日战争及国内的阶级矛盾已被民族矛盾所取代的影响，官府警察对黄梅戏顾不上再横加干预，政治环境略显宽松使安庆市区的演出更加活跃。同时由于安庆戏班在上海发展顺利，也鼓舞了安庆当地戏班艺人的创新精神，以黄梅戏为荣人气很旺，演员与观众产生共鸣，推动了黄梅戏在安庆的广泛普及，演员队伍进而壮大，培养吸收了一大批极为优秀的新人，其中就有王少舫、严凤英这位黄梅戏艺术家。##end##
王少舫生于南京一个梨园子弟世家，9岁学京戏，13岁登台。1933年随其父亲流动演出到安庆，被安庆市活跃的黄梅戏演出所感动。开始学习黄梅戏《苦媳妇自叹》中的唱段，同时看了丁永泉演唱的《渔网会母》、《小姑讨嫁》，更激起了他对黄梅戏的兴趣。1938年日军侵华期间，沿江下游如南京、芜湖、安庆相继沦陷，王少舫与同来安庆演员被困居安庆。为共度难关，他与京剧、黄梅戏领班人商定，实施“京黄合演”的演出形式，先后于“皖中舞台”、“华林舞台”同台演出，把黄梅戏放在前半场，京剧在后半场压台，两戏演员穿插互扮角色。当年王少舫第一次在《天仙配》中扮旦角饰演七仙女，接着又在《秦雪梅》一戏中演小生，观众对他的表演表示欢迎。之后，王少舫又在由京剧改变的黄梅戏《诸葛亮招亲》、《箱尸案》等小戏中扮演小生，1950年正式加入黄梅戏“民众剧团”。严凤英这位天资聪慧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的艺术才华，12岁时随同家族叔叔严云高老艺人学唱黄梅戏《何氏劝姑》、《小放牛》、《送香茶》、《春香闹学》等小戏单折子。1945年春天，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与丁永泉戏班演唱《二龙山》，严凤英扮演女寨主身边小丫环。15岁的严凤英就离家过着流浪艺人生活。当年严凤英所在的戏班子在桐城，以演出折子戏为主，从桐城演到怀宁、枞阳等地，并一度与怀宁戏班主张光友、贵池戏班主程积善合并成一个阵营很强的戏班。严凤英抓住了这个演出实践机遇学了很多新戏，比如《游春》、《小辞店》等。大约在1946年的时节她来到了安庆市，首次演出地点在市区华清池，演出剧目为《二龙山》，仍扮演寨主丫环。演出她的表演十分出色，引起轰动，《二龙山》似乎成了她的带名品牌戏，后来戏班决定以严凤英扮演的角色作为该戏的名字，这样可能更加吸引观众。将《二龙山》改为《丫环挂帅》，成功之后，严凤英成了安庆的喜剧明星，从此每天晚上安庆市区三个剧场都安排了她的戏，往往是在西门剧场刚演完一出《送香茶》，立即坐上人力车赶到“草屋”演出《路遇》，后又赶往钱牌楼演出《游春》。1947年春严凤英正是进了丁永泉、丁翠霞以及潘泽海、潘璟琍两家父女所在的戏班，她所演的诸多传统剧目几乎都成了她的上乘之作。当时的戏曲明星严凤英生活在安庆，由于她青春靓丽，很受观众喜爱，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不时祸从天降，日伪军和官痞豪绅践踏她的人格和艺术青春。1947——1950年间，为谋生计她先后到大通、芜湖、南京等地避难。在芜湖期间她想学点京剧丰富自己的演技，在京剧班上认识了王少舫，他俩相互切磋技艺，成了舞台搭档。后来合演《路遇》十分成功，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两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在苦难之中相识，双双都成为当时黄梅戏最杰出的演员。
黄梅戏的发展和繁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安庆市仅有2个半民间职业戏班子， “一桌两椅”，舞台道具及演员服饰行头奇缺，演员大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演出，连严凤英这样的顶台柱也无行头，演出条件极为就简陋。1949年全国解放，黄梅戏喜逢甘露，演出境况大为改善。安庆市政府将两个现存的民间戏班子给予扶持，施以调整充实，使之成为专业性黄梅戏剧团。首任团长是部队转业军人马兆旺，上任后重视招纳人才，深入皖西南农村把流散在各地的民间黄梅戏艺人请进剧团。特别是把背井离乡多年的严凤英从南京请回，让她在专业剧团发挥作用。此时剧团建设发展有了经费保障，添置灯光布景道具等专用设备和行头服装，并在市区设立了“民众剧院”和“胜利剧院”。之后，安徽省文化厅在合肥举办了历时47天的“安徽省首期艺人训练班”。安庆的两个专业剧团送丁永泉、严凤英、王少舫等13人接受专业培训。在训练班期间，安庆市黄梅戏剧团为省政府机关演出了大型折子戏《送香茶》，由此扩大安庆黄梅戏剧团在省城的影响。这个时期剧作家陆洪非、王兆乾和作曲家时白林等创作热情很高，对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全本大戏和折子小戏作了整理加工，都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保留了精华，剔除了糟粕，突出了主旨，弘扬了民族精神，实现了政治与艺术完美的统一。安庆市专业剧团的专场演出剧目和场次随之增多，演出质量水准均有提高。先后参加了华东和全国戏曲汇演，获得一致好评。1952年和1954年，黄梅戏两次参加华东地区戏剧大汇演，首次上演的《路遇》、《打猪草》、《夫妻观灯》、《蓝桥会》和现代剧《柳树井》等获得大奖，第二次演出的《红梅惊疯》、《天仙配》等剧目，严凤英和王少舫均获演员一等奖。两次汇演都给黄梅戏在社会上带来轰动效应，严凤英、王少舫的合作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的成功与黄梅戏齐名。华东汇演之后安庆市成立了黄“梅戏一团”和“黄梅戏二团”。不久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奉调合肥，筹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1958年和1959年，严凤英、田玉莲等著名演员随团到北京、武汉等地为中央领导人演出《打金枝》等受到表扬。1953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途径安庆，接见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时说：“要把黄梅戏搞好”。在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黄梅戏沐浴阳光茁壮成长，安庆随黄梅戏名扬天下。
黄梅戏国外受赞誉
黄梅戏从国内唱到国外，从萌芽到成熟，独树一帜。1953年7月参加国家赴朝鲜慰问团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和豫剧大师常香玉等，会同安庆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潘璟琍、丁紫臣以及省黄梅戏剧团的著名演员一行30人赴朝鲜慰问演出，黄梅戏剧团带去的节目都是以生活小戏为主，如《打猪草》、《夫妻观灯》、《拾棉花》、《放风筝》、《打桑》等。演出团出发之前在上海做了短期集训之后，于1953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随志愿军抵达朝鲜。按照上级指示，到了朝鲜须先慰问朝鲜的民众与军队，后慰问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节为深秋初冬，冰天雪地。从“新义州”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三八线”。在大卡车箱里化妆，在空旷雪地里的简易舞台上演出，生活气息很浓的黄梅戏节目的剧情成了中日两国人民沟通的桥梁。朝鲜军民看完演出深受剧情的感染。在“板桥郡”演出《夫妻观灯》刚结束，一位名叫金令女的妇女找到演出队流着眼泪用中国话说：“你们正月十五日，丈夫带着妻子去看花灯多么愉快，而我们的生活被强盗破坏了，怎么不叫人难过”，演员们回答说：“你们的日子很快会好起来的”。能歌善舞的高丽族人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慰问团的演出，用欢笑回报演员的辛苦。赴朝鲜慰问团演出一个多月于11月下旬归国回到北京， 同时在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做汇报演出，王少舫、潘璟琍表演了《夫妻观灯》精彩剧目。
黄梅戏曾两次东渡日本演出。首次于1986年10月为纪念安庆与茨木缔结友好城市一周年，由安庆市政府组织黄梅戏剧院和杂技团演员的访日友好艺术团出访日本演出。第二次是1988年10月仍为安庆市政府组织黄梅戏学校学员和杂技团演员的友好艺术团访日演出。先后两次于茨木演出的节目《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鹊桥·路遇》、《女驸马·洞房》、《送香茶》以及《高台停车》等杂技。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了日本友好城市——东瀛。黄梅戏受西德大学及民间组织邀请，著名黄梅戏剧作家、曲作家王兆乾先生于1988年7月赴西德作了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内容包括安庆传统戏剧“高腔”、“傩戏”、戏曲音乐与民间音乐。重点推介黄梅戏。黄梅戏艺术首次介绍到欧洲国家。黄梅戏在国内也曾多次为外国元首、国际友人演出。早在1953年6月，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到南京访问时，王少舫、潘璟琍等接受组织安排到南京为波兰歌舞团表演传统黄梅戏。1963年安庆黄梅戏一团专程赴黄山为陈毅元帅招待39国驻华使节献演；1965年再度赴黄山为越南胡志明主席表演《春暖花开》；1978年英国女王还曾委托其大王子，到中国访问时，问候在《天仙配》中曾扮演七仙女的安庆市黄梅戏剧团著名演员董文霞。
黄梅戏银屏展风采
黄梅戏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走进了银幕，黄梅戏参加过两次华东地区汇演。《天仙配》、《红梅惊疯》和《打猪草》、《夫妻观灯》、《砂子岗》、《推车赶会》等小戏。不经意中撩开了上海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面纱，上海观众感受到了黄梅戏纯朴、美妙、欢快的艺术趣味。一次次的轰动效应，震撼了上海电影界。为把黄梅戏艺术推向全国，让国人领略黄梅戏艺术的精髓和神韵，文化部电影局决定把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搬上银幕。《天仙配》电影于1955年完成，次年发行。拷贝向朝鲜、越南、蒙古、印尼、新加坡、斐济、加拿大、圭亚那、新西兰等和港澳地区输出。第一次中国戏曲电影在国际上发行，举国上下反响热烈。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天仙配》成了“大礼包”。1956年国际创作者会议在法国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楚生带去了《天仙配》在巴黎招待会上放映。同年此片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电影”节，《天仙配》还在埃及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上放映，次年初，中国电影代表团将《天仙配》带到芬兰放映。
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港台曾出现“黄梅戏热”现象。香港电影厂家受黄梅戏冲击波影响，纷纷用“黄梅调”拍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玉堂春》《金玉奴》等。这些电影音乐均采用了“黄梅调”，港人爱看，在台湾上演盛况空前。台湾当局曾一度下令禁演黄梅调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局认为该片中有“大陆景物”，又沿用大陆黄梅调，大有“使人有霸王困于垓下，四面楚歌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国内掀起了一股黄梅戏文化风暴，从东方一直刮到西方，引起国外舆论界、戏曲界有关专家注目。
国内外观众都认同黄梅戏电影好看，但拍成黄梅戏电影并非易事，要花若干年甚至更长时间，如黄梅戏艺术片《杜鹃女》，著名黄梅戏编剧汪自毅在改编此剧时，耗尽半生精力，先将《凤凰记》改成《孝子冤》，再改成《生死板》、《慈母泪》，最后定稿为《杜鹃女》，其间经历了20多个春秋。《天仙配》这部戏从原始创作到最后排成电影，时间跨度近百年，即使进入拍摄阶段仍然在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最后看到的是创作人员用心血演化成的结晶。著名剧作家陆洪非和作曲家时白林、王文治等，为把《女驸马》搬上银幕，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艺术精品才得以展现给观众。黄梅戏拍成电影有20余部，主要有《天仙配》、《女驸马》、《春香闹学》、《牛郎织女》、《槐荫记》、《小店春秋》、《红霞万朵》、《杜鹃女》、《龙女》、《孟姜女》、《母老虎上轿》、《香魂》、《朱门玉翠》、《生死擂》、《徽商情缘》、《山乡情悠悠》等。黄梅戏拍成电视剧及电视艺术片有70余部。主要有《小店春秋》、《双凤出巢》、《包公误》、《黄梅新蕾》、《杨门女将》、《双莲记》、《新婚配》、《李离伏剑》、《郑小姣》、《柳河桥》、《皮秀英四告》、《杨柳记》、《女驸马》、《玉带缘》、《小辞店》、《繁星集》、《七仙女与董永》、《巾帼县令》、《虎情》、《黄山情》、《公主与皇帝》、《初恋人》、《桃花扇》、《玉堂春》、《嫦娥奔月》、《孟丽君》、《木瓜上市》、《潘张玉良》和现代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花烛夜》、《巾帼县令》、《玉带缘》等等。
黄梅戏难逃“文革”劫难
黄梅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摧残，“文革”初期，所谓革命派把黄梅戏改为“红梅戏”，给黄梅戏罗列了“黄、软、悲、低、沉、慢、平”等八大罪状，受到无情地批判。由于黄梅戏的株连，黄梅戏学校被停办，市戏剧创作研究室也停止运作，原市黄梅戏剧团被砍掉，把舞台上演的传统戏和曾拍成电影剧目说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社会主义舞台”，《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等黄梅戏电影诬蔑为大毒草，一批优秀的黄梅戏演员，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造反派批斗，有的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关进牛棚，有的则以“三反分子”治罪受迫害丧命。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遭到迫害就是其中的一例。当年严凤英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文革”开始不久，严凤英就被定位“文艺黑线人物”，戴上高帽游街。据她的丈夫王冠亚回忆，“大约在1967年冬季天，我陪她进京，天气很冷，身着棉装，戴上口罩，我俩一同挤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去找周总理。在北京我们找到了周总理，得到了短暂的保护，然而回到合肥后仍然不允许严凤英演出，命令她扫厕所当清洁工”。 1967年4月，严凤英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不但在大会上批斗，还要她写认罪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含恨而死，时年38岁。安庆人民为了缅怀黄梅戏皇后严凤英，在安庆市宜城路，树起一座大型的“七仙女别离天工下凡”的群雕，栩栩如生。另外，在菱湖公园内东侧，还建有一座名为“黄梅阁”的黄梅剧艺术馆，馆楼飞檐翘角，馆藏为怀念严凤英字画、诗词、楹联等。馆的近处又立一座严凤英全身像，高两米多，汉白玉雕琢，安放于两米多高的汉白玉基座上，基座正面的著名书法家赖少其书写的“天上人间”字样，严凤英的遗骨由合肥迁至此处安葬。在严凤英家乡旧居，修建了严凤英故居纪念馆，供瞻仰者参观。曾为黄梅戏做出重大贡献的严凤英永远活在安庆人民心中。
黄梅戏在繁荣中绚丽多彩
黄梅戏沿革发展，前辈艺术家付出了艰辛与努力，现代黄梅戏艺术家们踏着前辈的足迹，以应有的勤奋与时效，古为今用，更新观念，落实“双百”方针，在继承和发扬黄梅戏传统艺术上，不失时机地谋求发展推陈出新，营造繁荣氛围，激发内在活力，开拓黄梅戏创作与演出新局面。
黄梅戏的繁荣关键在于艺术人才的培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了人才，黄梅戏的发展才有动力和希望。在建设高素质的演员队伍的工作中各县剧团积极物色选拔优秀人才，以师傅带徒弟或者以群体授艺等形式培养艺术后备力量。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集体栽培的一位杰出代表。1956年举办了两期青年演员训练班，此后在“班”的基础上办起了黄梅戏学校，这所学校是国家唯一一所培养黄梅戏艺术人才的基地，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300多人，走向全国各地，遍布大江南北，成为舞台上的中坚力量。2007年安庆师范学院申报成功了黄梅戏本科教育专业，这在黄梅戏教育历史上又是一次大突破，解决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后继乏人的难题。近年来安徽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安庆市政府围绕建设文化强省这个战略，在皖江文化领域首先加大加快黄梅戏发展的步伐。把黄梅戏作为皖江文化发展的龙头产业，一方面抓人才培养，强化黄梅戏艺术教育，另一方面抓创作队伍及演出市场的开发。同时强化黄梅戏学术研究，进一步办好全国唯一的《黄梅戏艺术》杂志。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机遇，在安庆市先后举办了三次省以上黄梅戏演员广播大赛，为中青年演员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首次是1985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评奖活动，评选出了“十佳演员”，其中有马兰、吴琼、黄新德、韩再芬等。第二次是1987年由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联合举办评奖活动，有135名青年演员参赛，其中黄梅戏一等奖有江丽娜、王富珍、程兆林、刘广慧、丁同等。第三次是1989年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和安徽省电视台协同湖北省、江苏省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黄梅戏青年演员大奖赛，参赛的众选手一比高下，最终评选出“十佳演员”， 安庆市平分秋色，独享五人，韩再芬、江丽娜、刘红、马自俊、陈兆舜均在其中。之后，安庆市又相继举办了五届黄梅戏艺术节。时间分别为：第一届1992年10月，第二届1995年10月，第三届2003年11月，第四届2006年11月，第五届2009年10月。已成功举办的五届黄梅戏艺术节规格较高，国家文化部、安徽省市政府及中央新闻媒体等单位给予极大关注。艺术节期间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人，有港台同胞，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如欧美国家和周边邻邦的友好人士。艺术节演出隆重，精品荟萃，公演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艺术节“以戏会商”，推动了招商引资工作的展开。促进了安庆地方经济发展，弘扬了黄梅戏文化，提高了安庆的知名度。
黄梅戏在发展中求繁荣，整理公演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创编演出了近百个新剧目。不少作品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安庆地区乃至各县剧团外出公演走遍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1990年以来，曾十多次参加央视春节晚会。多次组织、参加黄梅戏艺术研讨会，广泛交流，激发了自身发展活力，使黄梅戏艺术在繁荣中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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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安庆市文化志》，黄山书社1999年5月出版。
2、《安庆地区志》，1992年安庆地方志编写组编。
3、《安庆市志》，2001年安庆市志编写组编。
4、《安庆文史资料》，2003年安庆文史资料编写组编。
5、《黄梅戏艺术》黄梅戏艺术杂志编辑部。
6、《黄梅飘香》（张爱斌编著）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作者简介：
刘智强（1955.6——）音乐学、戏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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