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章嘉从一名青海藏僧成为“清代国师”并非机缘巧合，可以说是清廷“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物，也离不开历辈章嘉活佛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经营。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在治理藏区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制度，在各种治藏措施中尤为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来巩固满、蒙、藏之关系，政教合一制度成为了治藏的基本方略。清廷大力扶植格鲁派在蒙藏地区的发展，章嘉活佛一系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尊崇和优待，成为清朝唯一被加封“国师”尊号的转世活佛，特别是三世章嘉若必多杰，不仅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还在处理蒙藏事务中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能力，深受康熙帝的赏识并被迎请驻京，他不仅为章嘉活佛一系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也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后章嘉系活佛在藏传佛教界和广大蒙藏信众中的威望不断攀升。
七世章嘉赴台之前的事迹详细载于台湾编印的《护国净觉辅教大师章嘉呼图克图史迹册》中，七世章嘉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清廷理藩院寻访为六世章嘉的转世灵童，时年三岁，后来安座于青海却藏寺，师从阿嘎高木巴瓦，受西宁大臣供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世章嘉六岁时，师从六世章嘉之师英宗任布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章嘉七岁时举行坐床大典，正式成为七世章嘉呼图克图。金瓶掣签制度在清代的设立和施行不仅是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完善，也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体现，转世活佛认定的权力归于中央对稳定蒙藏边疆局势极具重要意义，七世章嘉就诞生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世章嘉九岁时就被迎请至京并觐见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直住在北京。七世章嘉十二岁时（1901年）便开始到内蒙等地宣化，住锡五台山、北京等地。十三岁至十五岁（1902年-1904年）又回到青海，住锡在今互助县却藏寺和佑宁寺两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章嘉十六岁时接任喇嘛印务处掌印，开始管理北京地区的喇嘛寺庙事务并在蒙古地区开展一系列宣化活动，这时七世章嘉在蒙藏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影响力。晚清时期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边疆形势日益危机，清廷继续扶持七世章嘉，希望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稳定边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年期间，七世章嘉往返于今北京、青海两地，期间参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塔尔寺举行的法会，与达赖喇嘛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宣统元年（1909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又陆续在蒙藏地区进行一系列宣化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在新旧交替之际，七世章嘉开始受到国民政府的推崇和优待，这为其宗教领袖身份又增添了新的政治光环。
民国元年（1912年）章嘉二十三岁时，部分蒙古王公开始反对民国共和制，在沙俄的诱导之下酝酿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活动，8月16日，章嘉发表了赞成共和的声明，并劝导蒙古王公们放弃分裂主张，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七世章嘉的倡议下甘珠瓦、察汗等活佛开始相继拥护国民政府，这一行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赏识，七世章嘉遂即被迎请回京，袁世凯加封其“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大国师”的封号，批文如下：
蒙藏事务局呈，已悉章嘉呼图克图，道行高深，此次翊赞共和，厥功尤伟，应即准如所请，加给年俸银一万元，以示优待，此批等因。为此令行喇嘛印务处知照备案可也。此令。此后，国民政府又加封章嘉的父母分别为“辅国公”和“公夫人”，其家弟和经师也被分别授予荣誉勋章和封号。民国二年（1913年）至七年（1918年）五年期间，七世章嘉辗转于蒙古、青海等地宣化，辅助国民政府强化对边疆各地的治理。民国八年（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又加封其“召因阐化”赞誉，这一年章嘉陆续前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寺庙进行瞻礼。民国十年（1921年）至十民国六年（1927年）期间，章嘉又赴蒙地宣化，此时章嘉已通过一系列宣化活动确立了国民政府和民众心中宗教领袖的身份。政治局势的动荡期也是七世章嘉宗教领袖身份巩固的重要时期，在蒙藏、青海等地的弘法宣化使得章嘉的宗教影响力渐趋稳固，也为政教合一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在国民政府的一再扶持之下七世章嘉开始步入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