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推动下，社会的框架就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拆除与重建。作为构建社会基础的女性群体的功能与作用，在新文化思潮的规划里被放到重要的篇章所论述，让她们承担起新时代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无论女性如何去追求革命或者是参与社会身份独立，不难发现她们始终处于男性变革社会环节中的一种策略辅助力量。从被唤醒到主动追求，女性自我独立的意识在经过近百年的形成过程中，始终未能得到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可，女性身份在现代社会的准确定位依然未知。
当对那些突破传统社会禁忌束缚的革命者进行描述时，不难发现女性先驱者们身上被赋予强烈的叛逆形象符号，她们已突破性别的界限，更多地被上升至精神层面维度。女性特质自身属性的被削弱在革命时代的不同阶段均有所存在，为了强调社会公平，刻意对等男女社会功能与价值的主观定义无视人类存在区别的不同属性，片面化的女性独立概念解读，使得女性社会角色的形象发生扭曲。
旁观西方自发式的对现代女性的价值定位探索状态，由于不存在如中国颠覆性社会革命的改变过程，因此他们能从多层面、多角度的实践尝试里，给女性重新审视自己留下多样化的选择空间。作为跨越这二种文化围栏的近代中国女画家，她们身上鲜明的案例在社会及人文层面给现代中国在此问题上提供了直观的可解读参照价值。潘玉良，作为民国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油画家之一，她的人生轨迹疏离于主流之外，一度无人问津，但通过以她为原型的传记式影视作品一经问世，却迅速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隶属于她个体范畴的隐私被影视放大成公共话题。从女性奋斗成长经历与时代的关系，到对艺术思想独立价值的执拗追求，最终走向保持个人独立人格的坚守，尤其在面对汹涌澎湃革命变革浪潮，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快速转换的裹挟时，她的人生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剧情内容。
影视作品首先需要满足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无论是人物角色的形象设定还是故事情节的安排，它必然要考虑作品的可观赏性，从《潘玉良》屏幕上的形象来看，由于其有过大学教师职业经历，又具有以创造美为终极追求的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定位，很自然地与佳人美貌产生形象联系，与其平淡普通的真实长相相比，这种才子佳人式的延续性臆想，固化着女性自身外貌价值重要性的标准传统，体现出创作者“努力消解父权文化的影响而实现女性自塑，却也无意识中流露出对这种自塑的怀疑”。 体现出女性社会价值从属于生理外貌的偏执理念依旧强烈。对照潘玉良真实的外在形象，接合她大量以自画像为主题的油画作品进行比较，也不难看到女性在渴求外在认可的心理 需求层面占据的重要位置信息。
在同时代的女画家群体里，能坚持以油画材料作为绘画媒介而自始至终，又能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中国女油画家则寥寥无几，就油画语言的性能来说，潘玉良对这种来自西方，输入中国为时不长，认识并不成熟的外来艺术样式能坚守终身，并不断努力保留中西文化在其作品里的相互融合的可能性的思考，在影视作品直观式的讲述方式上则以画家笔下优美女性形体的形式所替代，从潘玉良个人形象的影视表达到与其真实外貌的反差，再到其作品中自我美化的转换，不难看到“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
但潘玉良作品里人物的美又与中国现实的审美存在差别，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美术思想改造，现实主义的美学趣味逐步占据视觉文化主流，而潘玉良把欧洲表现主义思想与东方绘画手法融合的艺术尝试一直未能进入大众文化接受范围之内，而现阶段大众审美的能力依然与她的美学追求很难产生共鸣，影视作品能够跨越民国的时代隔阂、学术领域里的陌生，成功挖掘出这样一位艺术家形象贡献给大众传媒的原因，还是应该归功于她传奇式的人生故事迎合了新时代中国文化转型下的文化重定义的迫切需要的缘故。作为影视作品的主角，潘玉良艺术思想相较与中国主流艺术的另类，女性在人生各个阶段所能遭遇的坎坷与不幸所体现的女性社会问题均能在她身上找到回应。她的艺术现象是小众的，但却具有现代感与世界性，她的经历是个人化自我奋斗式的，是游离近代中国变革主流趋势之外，但又非常典型性的体现出时代烙印对个人存在所产生的深刻印记。当个人意识与多元文化正逐渐被社会广泛接纳的当下中国，潘玉良身上存在诸多可对应的当代话题足以值得把她推向成为大众关注的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