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主题之一，原先由男性把持的绘画疆域由于教育的全民化推动，中国最早的女画家职业身份得以借助学校平台从而确立起来，当认为学习油画艺术是对西方先进文化认可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后，女性油画家更是跨越这个文化变革幅度最显著的群体，她们在从事该行业的过程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集中缩影。
通过影视作品让现代公众知道另一位民国时期安徽籍女油画家则是孙多慈，对于她的信息认知强度明显不如潘玉良，作为1949后移居台湾并担任过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首位负责人的孙多慈应该算的上符合现代传媒要求的佳人标准，传统书香官宦家庭出身，性格温顺聪颖，绘画职业起点受益于优厚平台资源的铺垫，年少之时便能有极佳口碑在身，盛年仍可主持台湾美术教育，影响一方。但从影视信息里对孙多慈的了解更多的是与徐悲鸿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至于她的画家身份则成了忽略不计的因素。对照推崇潘玉良追逐艺术的高尚，捍卫精神独立的坚守，孙多慈则成了点缀名人生活的一道花边。另一方面，也由于近代意识形态之争所造成的文化隔离，孙多慈在她依存的社会体系所取得的影响力无法得到充分传播，阶段性、片段式的历史叙述只能让她在影视中留下不完整的民国女性身份特征，传达出性别差异所遗留的女性职业困境。
无论是女性画家对作品阐释的描绘，亦或女性视角感知世界方式的选择，其性别符号意义与社会解读的方式能够帮助清楚对应社会发展的不同状态。对照现代影视在展现她们身上的特质信息时，充分暴露出差异性定位对她们评价选择的影响，作为同时代均有一定影响力的女油画家，潘玉良的身世经历是她发展的阻碍，是时代观念斗争，思想变革的直接体现者，关注她的困扰与挣脱历程，映衬出她所对应的历史的局限性，无论是个人事业的发展，或是幸福生活的期望，通过影视可以反馈出希望通过个人对抗只能得到的无助感，在强化凭借自我奋斗的女艺术家职业信息时，则更能彰显压抑环境对人性扼杀的残酷。同时对于作为投身职业的新女性在这位先行者身上也能发掘到可借鉴的经验，进一步借助对此类型职业从事者的分析，也能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成长寻找到本土化参照。
由于影视创作者所持的立场角度关系，使得孙多慈角色身份固化为情感弱者形象，遮蔽在名人主角的阴影里，至于她之后作为职业从事者所取得的成果，未被放置在内地公众视野里，也存在于她的职业重点与政治有种密切的联系的缘故，减弱了艺术的自由特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不同人生走向的二位女画家的回顾给出了差异化的评判，尽管她们各自取得一定建树的成就，但外在与内在环境的作用产生出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