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失灵：生产盲目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抑或产能不足，都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生产盲目性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同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甚至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 [1] 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超过了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引起的相对过剩。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存在生产盲目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出现的产能过剩也是相对消费不足而言的。当前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同样存在生产盲目性问题。即使在公有制经济中，公有制企业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各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同样是企业主的私事，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得企业的生产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在我国长期存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由于资本家剥削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所占的份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下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当今中国，同样存在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的一问世，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
皮凯蒂从历史数据中发现了资本收益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的事实，认为这是导致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根源。他揭示了 “财富的不平等将无限拉大”这一市场经济内在的不均衡发展趋势。“资本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是推动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强大动力。” [2]从而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起初上升，终将下降的结论。皮凯蒂得出结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3]
皮凯蒂在理论上的创新是：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裕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就将快于典型的劳动收入。皮凯蒂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财富与资本概念，他的资本定义十分宽泛，认为凡是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投资回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范畴，包括农地、住宅、其他国内资本（即包括厂房与机器设备，也包括股票、债券与其他金融资产）以及净国外资本。由于资本收益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4]这是因为大额资本比小额资本易获得更高回报。这种优势部分来自规模经济，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大额投资比小额投资拥有更多的机会。皮凯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态势，而资本收益占比上升。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由于投资回报率通常超过经济增长率，而且富者更富的动态机制有力地预示着这种不平等会日益加剧。整个世界目前正在向“拼爹资本主义”回归。在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下，贫富差距必然加大，而不是縮小。
尽管因为数据不足等原因，皮凯蒂对中国的问题谈论不多，但书中较少涉及到的中国问题，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他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而且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 [5]皮凯蒂看来，在中国关于资本/收入比方面的可用数据可靠性较低，但由于存在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等若干因素，让人觉得，发达国家最近数十年来出现的资本/收入比升高的趋势，目前中国也存在。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财富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计，20世界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根据皮凯蒂的理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收益率也不断增加，通常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尽管在中国很难收集到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在许多领域，尤其是金融、房地产、垄断行业以及许多投资领域的资本收益率过高，是公认的事实。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时期，随着资本/收入比的提高，财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皮凯蒂也意识到中国的特殊性，公共资本比重大。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100%。而在中国，公共资本几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约占1/3-1/2)，这在全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结构上更加平等。事实上，中国的公有资本，不仅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如皮凯蒂所说：“公共资产——至少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资产——有时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权利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所谓公产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有。”[7] 国有资产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但改革开发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程序的不透明、不合法，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私有化，这对全体国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也是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在中国，尽管与前苏联国家相比，做法没有那么极端，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时却让个别人借此暴富。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 [8]同时，皮凯蒂还指出，腐败和市场操纵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对权力的监督约束不力，导致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也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此外，依据皮凯蒂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β代表资本/收入比；s代表储蓄率；g代表增长率），中国长期存在的储蓄率过高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的因素之一。β=s/g这个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且巨额资本反过来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为世界第一。β=s/g这个公式同样表明：在长期中，如果储蓄率过高，即使经济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也会积累起数量巨大的资本，巨额资本又会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进一步制约消费。当经济增速放缓时，这一现象会更为严重。
总之，皮凯蒂的理论，为我国有效需求不足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本收益也不断增长，甚至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使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再加上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和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广大低收入者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少数高收入者只将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用于再投资。导致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由此放大了生产规模却缩小了消费，必然造成产能过剩。
（二）政府失灵：政府行为失当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由于财政分权和以考核 GDP 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有干预企业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强烈动机，尤其是对高投入、高产出行业，无论从增添政绩，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地方就业等方面考虑，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动机推动这些行业的企业在本地投资。地方政府为争取大项目，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甚至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资金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搞工业园区、搞开发区，导致盲目投资，形成地区间投资的恶性竞争。吸引投资竞争中的优惠和补贴等措施，又使企业行为扭曲，进行过度的产能投资。最终结果是生产项目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特别是同一项目在各个地区同时上马，导致产能过度扩张。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各地蜂拥而至。如光伏产业，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一哄而上”的井喷式发展，导致光伏产业从产能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仅几年时间。尤其在2009 -2010 年，在中央政府四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配套的天量投资的强力刺激下，各地投资竞赛，一幕幕地上演，高潮迭起，精彩绝伦。而2011-2012 年是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期，然而这时随着国内外需求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2009 -2010 年的强劲的经济刺激政策，加剧了本轮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
除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支持和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问题，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严重阻碍了过剩产能的自然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