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20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纪，也是一个战争此起彼伏的世纪；是人类文明取得历史跨越的世纪，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是一个值得后人珍视和引以自豪的世纪，也是一个发人深省和应深刻反思的世纪。
在这个时代，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在给人类带来大量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带来了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核战争威胁等众多灾难。其中，科学对于和平的影响最能揭示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因而也更能促使人们对科学的价值问题做深入反思。
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磨难的现代人类及其思想精英，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着科学在战争与和平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关乎到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而且直接决定着我们在今世的存留问题。
尽管世人担心的新的世界大战在20世纪并未爆发，但是二次大战后50多年来，地区性局部战争——不论是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加勒比海危机、越南战争，还是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波黑冲突与科索沃冲突以至美国的反恐战争，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未间断以及战争中高科技含量不断增值、杀伤程度不断提高的事实，都使人们在面向未来时不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困惑和忧虑。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如果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比作一架天平，那么科学就是这架天平上最重的一个砝码。它既可以在武装战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又可以在推动和平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在未来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上，科学这个砝码究竟加诸于哪一方，是由人类自己来决定的。爱因斯坦说：“你们问过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

一、应用于战争的20世纪科学
战争自古有之。为了达到杀伤对方、夺取胜利的目的，参战各方都力图把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战争中。古代战争主要使用冷兵器，且规模相对较小，但依然经历了从石头、木棒到金属兵器的发展。近几百年来则使用装有火药的枪炮，其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在整个20世纪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战争中的应用推动着战争的一次次升级。它不断改变战争的形态、扩大战争的规模，并增强战争的毁灭性。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则把人类推入了核战争的阴霾之中。
科学对战争的推动作用，概括地说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学对战争的武装总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在武器上面。迄今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科技史与军事史表明，科学与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不可避免的体现在武器的改良方面。科学在军事上的应用改变了武器的性能和结构，增加了武器的种类和威力。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传统武器的性质与功能发生了质变。1942年8月，美国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1945年7月，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20多天后，美国就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客观的讲，这两颗原子弹的实战应用，尽管有促成二次大战尽早结束、避免同盟国的民众与交战双方士兵新的更大伤亡的作用，却也使生灵涂炭，造成日本平民的重大伤亡，并导致了放射性污染等严重的环境生态恶果；而最为糟糕的是它首开战争史上使用核武器之杀戒。据统计，广岛、长崎两地死亡人数总计超过30万，如果包括此后因遭受核辐射等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则会更多。[2]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和它所造成的辐射污染后果第一次得到了实战检验，人类真切的感受到了核武器这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人类并非轻松的进入了核时代。今天，美国和前独联体国家共计拥有2万多枚核弹头，按最低估计也有100多亿吨TNT爆炸当量，这至少足够打200次二战那样规模的世界大战，可杀死约1000多亿人口，从而可使地球毁灭几十次。武器的科学化所带来的后果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
其次，战争形态也随着科学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而不断发生变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扩大了战争的范围和规模。如果说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式飞机和潜艇的出现使战争从地面打到了空中和水下，那么，随着人类对太空的科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应用于战争的侦察卫星的出现，人类争斗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水中、陆地、空中和外层空间相结合的立体化作战方式；同时，由于电子战的出现，以及它和火力武器的结合，而构成了“软”“硬”一体化的战争形式；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理论和尖端的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等进入军事指挥领域，则使战争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快速性大大提高。战争形态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大是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必然结果。
再次，军事理论同样受到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使武器和战争形态发生根本质变，因此必然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使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等理论与方法渗透到了军事理论之中，从而在精确性、严密性、合理性等方面改变了军事理论的面貌，使之成为具有科学性、预测性、实用性、先进性的现代化军事理论。
总之，科学对战争的影响是全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力量渗透到军事活动和现代战争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战争的发展。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重大战争，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使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达到空前的、骇人听闻的地步。无论如何，这暴露了科学应用的违反人文精神的负面价值。

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武器

伴随人类至今的战争不仅是利益集团冲突的升级，而且是长期宗教斗争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饱受战争苦难的人类世世代代强烈的渴望和平，并且付出巨大的牺牲，为和平而斗争。但是，人类社会中本来十分棘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却由于科学技术的介入而更加复杂化。因为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强有力工具，也可以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现代人一提起科学与和平问题，往往只看到科学在战争中的“帮凶”角色；而看不到科学在促进和平方面不可低估的作用。必须指出，科学自身并不是导致战争、破坏和平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诞生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科学，其原初目的本来是为了给人类谋取福利，这同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近代科学发展至今，不仅应该、而且可能被更多的应用于反对和制止战争、争取和维护和平的事业。
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被用于战争和作恶固然有众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就其思想根源讲，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技术理性日益膨胀、价值理性急剧萎缩的结果。
技术理性主要关注的是主体用理性方法认识和驾驭自然界客体的可能性，特别是关注科学和技术作为实现主体某种眼前利益的手段的实用性，而不去关心科学技术应用对于人类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后果。价值理性是一种涉及终极关怀的理性，它不仅关注知识效用，更关心这种效用是否和人类的进步、完善和自我解放的目标相一致、是否和自然界整体相谐调。正是西方文化发展中对技术理性的片面强调和对价值理性的忽视使科学在客观上充当了战争的帮凶，从而威胁着人类和平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如同科学是人类活动的有效工具一样，战争也是人们达到各种不同目的的工具。军事力量的科学化既可以出于非正义的、侵略性的目的，也可以出于正义的、自卫性的目的。应用科学以改进军事武器、变革作战方式、优化军事理论、调整军队编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以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就属于正义的目的。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两弹”研制成功之后，首先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承诺，鲜明的表达了一种借军事威慑力来实现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的立场。尽管自卫性、防御性的态度未必是人类的最完美的选择，因为毕竟战争狂人会以此为借口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和武力威胁；但是，从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军备控制的实际状况来看，通过高科技的应用而造成某种军事威慑力，借以实现地区性防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在现时代是不可避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