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效能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资源来源问题，二是资源使用方式问题。前者涉及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成本，后者关联公共品供给社会成本。由社会主导政府引导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其以回应村民内生性需求为目标，村民把符合自身生产生活需求的公共品供给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做，因此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村民和社会内生性资源的筹集成为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乃至主要资源来源，农村社会建设和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能力强。在农村公共品供给领域，国家资源下乡更多地是被整合进乡村建设领域，并没有成为项目制主导下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因此有效化解了资源下乡模式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及项目化的公共品供给和村民需求的错位。此模式有效解决了公共品供给资源来源与与有效使用问题，实现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效率的内部化。
（一）决策动员机制：强社会关联与内在动员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能低效运行，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是重要原因，但在社会主导模式，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基本权益，公共品建设项目内容、建设方式等都是按照社会决策机制的模式，在村庄社会内部实现村民需求的自我表达。村庄充分收集村民、村庄能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需求整合，保证了农民的表达渠道畅通，转变了传统行政主导的公共品需求传达样态，有效实现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需求高度契合。而且，如上文所述，村庄社会在具体建设动员环节，实行分类、分层级动员，村庄内部有小组、片区等不同层级，各层级作为血缘、地缘纽带而结成的社会单元，容易产生社会价值、人情面子等强社会激励。基于此，将与村民协商动员的单位与村社层级社会单元结合起来，村民成为公共品各层级供给的决策主体、建设主体，成为层级建设的当家人，正是自我回应、自我建设的激励，村庄各主体有较强的动力和意愿去做事。以村庄社会各认同单位为载体，充分实现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自主参与，有利于扭转农民在公共品自上而下供给中的强依赖、弱参与状态，以社会自治的方式实现了农民的自我动员，节约了公共品供给环节的群众动员成本。
（二）互动机制：主体博弈与内部协调
社会主导下的“先建设后配套”的公共品供给，其转变了村庄与政府、村庄内部的互动逻辑。首先不同于项目制的上级安排、村干部获得项目，再去对接村民，实施公共品供给落地的“行政先、社会后”路径，社会主导的模式强调村庄内部先征求意见、表达需求，然后在村内进行动员，村内能完成的公共品供给自行完成，无法完成的再去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属于社会优先的路径。沿着此路径，村民只有在村内公共建设做的越好、越多、越大，才能争取与村内建设相匹配的国家“以奖代投”项目支持，摆脱了原本对政府的高度依赖。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村民不劳而获和机会主义的可能性。此外，自下而上公共品资源传导吸纳，农民互动、博弈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社会内部的自己人，由此，可将公共品建设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转变成村庄社会内部协调问题，实现公共品建设协调成本的内部化。
作为农民的内部协调，村庄社会人情面子约束、村庄价值引导作为重要支持力量，对有较长村庄生活预期的农民易形成约束，不配合的农民不可能无限制地去博弈，完全自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为在矛盾分歧扩大中，最终受损失的还是自身，承担成本的为村庄自己人，易受到村庄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促使农民主动约束自身，主观上充分配合。此外，内部协调作用的发挥，充分联系每个农民个体，易形成责任连带机制，对于不配合的村民会尝试通过熟人、朋友、亲戚等情感关系去做工作，解决分歧，对利益实际受损主体在内部协调给予补偿，在客观上解决矛盾。总之，内部协调使农民树立了自己人、自己事的意识，这一自己人、自己事的内化，农民主体之间互相做工作，积极协调，弱化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中的付出与享受的二元对立意识，可提高公共品落地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