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明星研究看来“明星的特点是相当彻底地表达了职业生活/私人生活范式的结合”。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中，围绕个体化角色的社会细节的积累都是为了引导读者从个人走向社会网络，在情节剧中，这一过程被反转了。情节剧的象征性类型并不将人引向社会，而是引向充满社会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内心世界”,“明星通过把评判（它会使媒体政治化）置入个人体验和感觉的领域，让这一问题从那些控制媒体的人肩上卸下来。同样地，这点对观众也收效了，他们的意识由于个人化而非政治化了。” 政治对应着公共领域与权力，包含各种复杂的民生政策与选举活动。而明星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空间，将原本应当追询社会结构与公共领域的问题纳入私人的范畴。这种叙事越是私人，越是能被民众接受——“明星的地位决定于她/他没有制度上的政治优势。”
除了牢牢掌握私人领域之外，明星也往往被禁锢于消费领域之中。“早期，名人传记主体均为‘生产的偶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都成就了一些事业，都飞黄腾达，攀上顶峰，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如银行家、政治家、艺术家、投资家和商人。在其间，发生了向消费的偶像的转化。当代英雄则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有组织的休闲时间领域。他们的“私生活”也是消费型的生活。”生产与消费之间泾渭分明。可以吸引投资的明星依靠着原始资本积累，从消费的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成立制片公司（如联美就是由当时最有名的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卓别林以及玛丽·璧克馥创立），投资电影并掌握话语权。这是明星权力的一种来源，也是明星权力话语的主要内容——当我们试图将“明星”与“权力”联系到一起时，这是一种最主要的联想与解释。但我们得注意到，当明星获得资本积累，从消费的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他们往往将渐渐失去“明星”这个身份，成为退居幕后的生产者并不断重塑新的“明星”。也就是说明星的“形象”是一种资本，而当这个形象的资本价值不断上升之后，一部分作为“形象”的实体，也就是真正具有“身体”的明星就会从中抽出，进入生产的领域，“形象”就如同一个空壳一般与“身体”脱离了，并始终停留在消费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