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洋物质文明输入中国，约始于明万历年间，兴盛于清康熙朝，当时宫廷大内、贵族皇室无不以拥有西器为傲，西洋钟表、玩器、呢料等更是常常作为贵族之间相互馈赠的佳品。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和外贸的发展，西洋文化对当时中国的民俗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以天文历学和钟表制造为例，西洋文明对中国传统科学和物质民俗的转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来由皇家垄断。在很长时期里，民间的天文学活动从理论上说是被严厉禁止的，这种垄断局面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被打破。进入清代之后，随着西方天文学取得官方地位，中国本土天文学的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汤若望在清军入主中原后，将《崇祯历书》略作改编继而转献清廷，这本书被改编后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成为清朝正统的官方天文学，汤若望也被任命为钦天监负责人。天文学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但却出现了使用西法、任用洋人的情况，这无疑对中国的科技民俗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天文历法之学在清代风靡一时，上至帝王，下及平民，凡知识阶层皆以学习天文立法为豪。与此同时，之前私习天文的禁令也被解除，民间天文学空前繁荣。可以说，正是在西方科技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科学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明中叶后，随着欧洲传教士入华及广州贸易的开放，西洋钟表开始进入中国。明朝末年，西洋钟表不仅已广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知晓，且已出现国人学习钟表技术并仿制生产。入清后，随着中国上层社会对钟表需求的与日俱增，全国多处地方已经出现专门的钟表制造，并成为清代手工业颇有特色的一行。在清代，进口钟主要是满足宫廷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求，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使用钟表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以致形成清代中期西洋钟表消费热的现象。虽然中国人使用钟表的目的多数是出于彰显身份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洋钟表的传入及仿制到后来的大规模生产为中国的钟表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西洋器物的接受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