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和外交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处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蔓延，对世界各国卫生、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带来特殊挑战。“疫情”“抗疫”成为习近平主席各场主旨演讲发言讲话的关键词，先后90多次提及，充分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国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到的那样“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就是通过公共卫生外交毫无保留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帮助，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建国初期迫切需要卫生技术援助
建国初期，我国各项资源短缺，经济状态十分落后，卫生条件更是一言难尽。当时我国还在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卫生外交只是起一种补充作用，主要围绕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展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对外医疗卫生援助，主要体现在中非的公共卫生合作，1964年，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派遣医疗队，提供医疗物资和救助技术，开启了中国对非洲的公共卫生外交之旅。后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并且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随着艾滋病、禽流感等跨国传播流行病的流行，我国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外交的重要性，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积极对外交流，通过公共卫生外交促进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卫生交流，卫生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共卫生外交也成为我国外事活动的重要议程之一。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外交只是局限在周边友好国家的互助往来，而与发达国家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外交。迫切需要与国际社会对话从而解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中的问题。只有保障卫生健康事业的顺利开展，才能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去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二)2003年“非典”事件凸显公共卫生外交重要性
2002年年末，一种不知名的病毒在中国广东蔓延开来，到2003年年初就波及到全球几十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全球数以万计的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安全威胁，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恐慌。尤其在中国，传染性情况不明，疏于防范，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此次“非典”事件暴露出我国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能力的严重不足，更加表明了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局限性，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安全观的束缚
传统安全观一般只是包括国家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利益安全等，这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不能适应新型国际关系的旧理念。“非典”之类烈性传染病已经不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更是重大的外交问题，但我国当时依旧没能摆脱传统安全观的束缚，以致于公共卫生安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非典”事件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凸显出传统安全观已经不能在适应当前的全球发展形势，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亚于任何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也不亚于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军事威胁。大外交的时新代内涵应当容纳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全球卫生治理、军事、国土安全等多个层面和不同领域。加强公共卫生外交，需要贯彻新型安全观，努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科技、信息等方面加强沟通，从而开展更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覆盖面更广、意义更加深刻的国家安全，建立起符合时代发展的广义安全观。
2.经济利益驱动的片面性
“非典”事件的爆发证实了当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在某些方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然而，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只局限于经济层面，“非典”事件的爆发让世界各国看到一场传染病所引起的恐怖后果。在保持经济外交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我国应该重视公共卫生外交，从而改变公共卫生领域外交滞后的局面。从“非典”事件中我们应该有所启发，把公共卫生作为外交重点，并不意味着必须在经济方面作出牺牲，我们应该积极寻求有利于促进公共卫生与经济相互平衡的措施与政策。可以大力发展卫生经济，如医药保健、生态旅游、卫生产品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建立起国际合作，通过医疗卫生产品与行业的流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我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其中公共卫生外交是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