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色电影的概念性历史
目前，关于黑色电影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其已有明确的类型特征，可以归纳为类型电影，如罗伯特·考克尔认为：“黑色电影是在改变了情节剧的一些要素，混合了好莱坞关于性别、自我牺牲和困惑的套路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已有的电影要素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亦有更普遍观点认为，从经典黑色电影到新黑色电影时期，黑色电影是跨类型的。詹姆斯·纳雷摩尔在《黑色电影 历史、批评与风格》中提到：“黑色电影意味着1940、1950年代某些好莱坞电影类型、风格或流行的特征，源自美国，是硬派小说（hard-boiled fiction）和德国表现主义（german expressionism）综合的结果。”然而，无论如何定义黑色电影，关于其叙事主题和叙事风格的界定都是统一的，黑色电影带着明显地社会性主题，以独特的光影效果和叙事手段表现边缘人物、暴力事件等城市光鲜背后藏污纳垢的角落。
《黑色电影札记》的作者保罗·施拉德认为黑色电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一些社会问题做出了解决。“由于黑色电影首先是一种风格，由于它通过视觉而不是通过主题去表现它的矛盾冲突，由于它意识到它自身的特性，黑色电影便能够对社会学问题做出艺术解决”。黑色电影用低调摄影、明暗对比等视觉效果表现社会的压抑和幻灭情绪。其通常的风格特征是“灯光、定位、镜头移动、回顾式画外音、倒叙。它们还拥有相似的故事背景：肮脏的城市，一个出错的世界。”因此，很多美国黑色电影将叙事空间设置为杂乱无序的城镇，譬如《罪恶之城》（Sin City，2005）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道德法制之外的虚构城市，在这里，原本代表正义的警察、主教、参议院却变成了一切罪恶的来源。《穷街陋巷》（Mean Streets，1973）则讲述了纽约曼哈顿的小意大利街巷中一群惹是生非的无业青年们的故事，他们被困在大城市中的阴暗街巷里，终日无所事事。
“黑色电影兴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随着好莱坞片场制度的衰落以及彩色电影的出现，逐渐失去了商业市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淡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黑色电影的怀旧版，新黑色电影或复古黑色电影，再度兴起”。 黑色电影较少关注“当下”，而是着眼于过去某一时期。如《疤面人》（Scarface，1932）《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体热》（Body Heat, 1981）以及《唐人街》（Chinatown，1974）等都是放大某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如战后焦虑、女性角色转变、暴力事件等，剧中人物以自我沉沦来消解对生活的失望，成为了黑色电影对当时美国社会状态的指涉，通过回顾过往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
（二）黑色电影在中国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中国涌现了一批具备“黑色性”特征的电影。战后，中国经历了时代更迭和惨痛的抗日战争，社会矛盾突出。上海作为思想冲突的中心，各方势力割据，作为占领地和西方国家的租借地，外来的西方潮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荟萃交融，社会与文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交锋；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好莱坞大批电影在中国上映，包括一批后来被命名为“黑色电影”的影片，这类电影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吸引当时中国的导演拍摄了诸多戏仿经典黑色电影的影片，以抗战、悬疑等为主题，表现战时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改革开放后，社会向“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城乡的剧变致使一大批无法跟上转折的人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不安和焦躁的心理，由此产生了很多不良社会事件，为黑色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再次提供了土壤。
这一时期黑色电影的叙事场域空间偏爱城镇、乡村，这些曾经因工业而辉煌，又因工业时代的结束被遗弃的地区和生活在这些地区曾经依托工业而生长的一代人。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曾经把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和斗争的场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反映，通过最现实的生产活动，空间扎根于人类的各种欲望、博弈和冲突之中。空间不仅是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也是承载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抽象容器。经济上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空间的变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这种社会议题成为了中国“黑色电影”的叙事题材，在结合社会现实进行在地性厘革后形成了本土化的叙事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