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氏指出近代以来在美学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己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和内在性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我们将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史过程的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比较其中古今观念的变化来探讨美学传统与美学现代性背后的时间之争。
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时期，尚无古今对立的观念，当时“古典”(classicus)一词的对立面是“粗俗”，而非“最近”或“新”。从时间观念的角度考虑，这是由于古代的异教世界享有一种整体性的圆形时间观：像天体一样永恒的循环（P某书）。这种非线性的时间不仅缺乏三维分化（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是可逆的。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了古今对立的观念，在罗马帝国覆灭前后出现了“现代”（modernus）一词，而它的对应词是“古代”（antiquues）。并且，早在十二世纪，在诗歌领域就暴发过“古今之争”了，其中贝尔纳的比喻很能代表当时人们的对于古人的尊崇，“沙特尔贝尔纳曾经把我们比作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侏儒。他指出我们比前辈看得更高更远，不是因为我们有更敏锐的视力或者更高大的身材，而是因为我们被抬了起来，高踞在他们巨大的身躯之上。”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神学时间的注入，其时间观念相比古代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督教提供了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念，即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模式，其中“过去”是以耶稣十字架受难为明确起点，“现在”则只是短暂痛苦，不值一提的尘世幻影，最重要的、最值得期盼的是“未来”，终将到来的末日审判将使时间终结于永恒的天堂或地狱。基督教的神学时间以未来主导了现在，以彼岸主导了现世，追求着终极永恒的价值。
文艺复兴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期，在古今观念上“借古言今”，借古代权威对抗教会权威，在文学创作上既热诚地崇拜古代的荣光，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仿超古代。这种过渡性是由于文艺复兴的时间意识既继承了神学时间观念，又珍惜现世的实际时间，即“相信历史有一个特定方向，但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特定的，超验的模式，而是各种内在的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对未来的创作中，与时代一致，在一个无限动态的世界中充当变化的动因，得到很高的报酬。文艺复兴之后，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西方在古今观念上对“现代”的重视和尊崇日益凸显，在16、17C法国的科学哲学讨论中，蒙田、培根、笛卡尔等人就极力推崇现代的科学与理性、经验与方法、自我意识等，谴责盲目的古代崇拜会导致思想的贫瘠，中世纪贝尔纳“巨人与侏儒”的古今比喻被培根“童年与老年”的古今比喻所取代，他说“因为世界的老年时代被认为是真正的古代，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性，而不是古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早期的特性；古代人生活的早期尽管就我们而言是比较古老的，但就世界而言它是比较年轻的”。（《新工具》p116）同时，在文学领域发生的“书的战争”，厚今派对厚古派的胜利也可见古今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然而，卡氏接着指出对古今观念上对现代的尊崇并不意味着现代美学的到来，此时的美学观念依旧在传统美学的束缚之下。卡氏以厚今派代表人物佩罗为例，他作为17世纪的“今人”，认为今能胜古仅在于今人掌握更多的写作规则，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诗歌，这使得今人可以写出“比《埃涅阿斯记》更优美的诗歌”。卡氏认为所谓的厚今派其实颇有新古典主义精神，他们同样信仰着超验永恒的美学范本理想，这与古人别无二致，只不过认为今人在“现代知识”和“规则”的加持下更有能力达到“永恒美”而已。17世纪的人们在科学哲学领域崇尚科学与理性，在文学领域相信今胜于古，可依旧没有在美学上打破传统美学“超验美理想”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根于当时的时间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时间模式。开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以世界历史取代救赎史、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神学、历史理性取代末日期盼、自由王国取代上帝之国、人取代神”，似乎提供了崭新的启蒙进步主义时间观 。然而实际上它与基督教神学中以“未来”为导向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模式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它是用讲述“进步神话”或“乌托邦神话”的未来代替了基督教关于永恒“天堂”或“地狱”的未来，“救赎史的终极价值意义及其历史终点所规定的进步阶段性、直线时间在未来主导下的不可逆前进，现代性时间－历史模式的主干框架被启蒙进步主义承续下来了……变动的只是对终极价值意义的具体解释。以人取代神导致了终极价值意义的变动不居与对终极价值意义位置的不断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