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是孟子政治思想结构中的基石。孟子“道性善”，其直接的现实关怀是为仁政确立一种人性论的根据，为王道政治寻找一个不朽的先天性依据。“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是《孟子》论人性的最直接明了的表陈。孟子何以对人下一个“性善”的定论？实际上在孟子之前，对人性问题已经有了讨论。如《诗经·大雅》所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书中就引用过这些词句来论证他的人性观。诚如韦政通先生所言：“孟子的性善论，曾受到这类言论的启发。”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孟子人性论最根本的依据。孟子论性善，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来的。人的真性情可以通过当下流露在具体生活中的恻隐羞恶之心来呈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徐复观先生认为，孟子专从心的作用来指证性善。“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数句，是说明由此心呈露而采取救助行动，并非有待于生理欲望之支持，而完全决定于此一呈露之自身，无待于外。由此可见四端为人心之所固有，随机而发，由此而可证明“心善”。孟子便把这种“心善”成为“性善”。于是，孟子从以“心善”证成“性善”的路径中总结出，人人都有一颗善性之心，这是人的“本心”。既然人性本善，那么生活中的恶行又当作何解呢？孟子认为，耳目之欲的膨胀与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人“失去本心”。关于这一点，孟子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虽然耳目之欲并不全是罪恶，但罪恶往往是耳目之欲膨胀之后将善端淹没而造成的。一旦耳目之欲的力量超越了“心善性善”的力量，罪恶滔天的行为就会充斥于人世间。除此“耳目之欲”以外，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会致使人去行凶作恶。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正因“富岁”、“凶岁”的变化，人们的内心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物欲所迷惑，逐渐走向一条与善良本心相悖的不归之路。
依孟子之意，人性善是先天的、内在于人的，而恶行则是膨胀的私欲与外在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孟子在提倡善行的同时，也强调人们对恶行的警戒和矫枉。既然如此，善端就应该无限扩充，恶端就应该加大力度遏制。善端的扩大，于政治层次而言，即是施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这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根据这本善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便有了先在的人性论依据。正是这种本善之心使人超越了自然的状态，并成为一种文明化（人文化）的存在。在孟子看来，作为文明社会基本规范的仁道原则，便是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的展开。于是，孟子的性善说与仁政说分别从内在的心理情感和外在的社会关系上展开了孔子所奠基的仁道原则，并使之获得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和更为普遍的规范功能。这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政治设计，它内蕴着“去私存公”的理论思考。将仁爱之心由内推向外，最终可达致“天下为公”的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