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变爆发，李焘尚未至舞勺之年。自弱冠，李焘就表现出其振兴南宋之志，据《宋史》所记，“焘甫冠，愤金仇未报，著《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李焘认为应当寻求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取其近于时机者而论之，取其失者而监之”。毕生“以史自任”，注重编修史事，希望从历史中寻求振兴南宋之道，为此，李焘对六朝作考察，作《博议》，总结六朝盛衰之因，提出振兴南宋之道。李焘怀着“恢复中原，为不难矣”的乐观，希望宋孝宗能以六朝为戒，避免南宋皇朝重蹈六朝始终居于南方，不能统一南北的覆辙。
李焘综合考察六朝兴亡史事，提出了“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为胜天下之具”的振兴南宋方略。他在《博议·序论》的开篇论述道：

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为胜天下之具。君者，胜负之主；地势、民心、兵、将、事机，皆其具也。凡欲善其事，必先备其具，况于制敌国，一天下，而可亡其具乎？圣人初起，妖氛未清，则借险于地，系本于民，寄力于兵，取谋于将，决胜于机，而后可以言战。虽以黄帝之神，汤武之圣，亡具而战，不能制敌。若地险而便，民悦而附，兵劲而义，将勇而贤，机至而乘，信能行此五者，而以德先之，则可以全天之所付，而无敌于天下矣。

李焘这样的论述是十分直接且富有创造性的。首先，他对历史形势作分类的思想与传统的分类认识是有所区别的。《荀子》中将历代形势分为两类，“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家往往将历史形势分为“治世”与“乱世”两种，如司马光认为“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世”与“乱世”是政权统治中两种不同的形态，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儒家学说有关社会道德风气的认识相关，即荀子所述“义胜利”或是“利克义”。李焘以“一天下”作为政权统治的目标以及衡量政权统治的标准，显然与“治世”、“乱世”的思想是不同的。李焘认为政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谋求国力和疆域发展并最终统一天下，更多的是对领土广狭的认识。“治世”与“一天下”是两种论说提出的政权统治的不同目标也是史学家所处年代与思想的体现。
“一天下”是李焘提出的振兴南宋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君者，胜负之主；地势、民心、兵、将、事机，皆其具也”的振兴南宋方略。在这个方略中，“君主”和“具”是两个同时作用于“一天下”目标的重要内容。
君主作为统治者，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政权兴亡的最重要的因素，如荀悦在《汉纪》中指出，“存亡成败之机”在于君主与臣子；司马光认为“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在李焘的振兴南宋方略中，君主是“胜负之主”，君德是先要条件。但是仅依靠君主是不足以实现“一天下”的目标的，还需要具备五个必备的条件，即君主之德是实现这五项要素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李焘以黄帝等圣人为例，认为“凡欲善其事，必先备其具”，即便是黄帝这样的圣人，如若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统一天下的。
“具”是实现“一天下”的又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地势、民心、兵、将和事机。这五项概念在李焘的论述中，有了具体的指向，即“地险而便，民悦而附，兵劲而义，将勇而贤，机至而乘”。
李焘十分具体的对地势、民心、兵、将、事机这五点作了分析和论述。这些指向也都是直接作用于“一天下”的目标的，这就使李焘的“一天下”理论成为更为实际，且能够直接对现实有指导价值的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