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胡适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在卡夫卡的眼里，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艺术。过去的饥饿艺术家是大受欢迎的，观众爱看饥饿表演，这是集体无意识的观看行为。观众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观看着一场非正常的表演。他们向饥饿艺术家投来或怀疑或赞赏的眼光，但是却不懂饥饿艺术家内心的悖论，在一次次喧哗声中，饥饿艺术家是孤独且寂寞的。过去的时代是邪魅的，但是正因为它有着非理性的时代特征，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才得以存在。饥饿艺术家在这个邪魅的时代下是大受欢迎的，他也因此在这个时代下承担起了一个被称为艺术家的称号。他内心有着自己的坚守，为了证明他真的没有在非演出时间进食，他甚至用仅存的体力歌唱。他的歌声是一种证明，也是向这个非理性的社会宣告自身的艺术精神。非理性的时代恰恰给了非理性行为一个现身的机会，当受魅惑的观众为这场饥饿表演鼓掌之时，整个社会进入了邪魅的高潮点，而在这场饥饿表演下的社会、表演者、观众又是高度协调统一的，他们都是这个时代下的牺牲品，但同时又构成了邪魅时代的组成部分。
邪魅的时代是毫无理性可言的，饥饿艺术家重复着他的非人表演，观众为这场表演鼓掌，看守者监视着饥饿艺术家的行为。表演，鼓掌，看守，这三个行动组合在一起似乎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在于这是一场饥饿表演，演出的人是饥饿艺术家。饥饿是身体的一种生理反应，是一种正常的身体机制，这是合理且符合常规理性的存在。而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却是打破这一切正常的秩序，让身体时常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之中，以人为的自我干预手段打破了身体的正常运转机制。而观众不仅没有对这种非理性的举动加以制止，而是以掌声推动了这一表演行为的延续，而掌声的延续又推动了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结构。正是在这种结构下，非理性的行为才得以存在且延续。
时代进步的一大特征就是祛魅。在祛魅的过程中，人类应该揭开邪魅的面纱，理性才得以显现出来。文中也迎来了这一天，“总之，有一天这位备受观众喝彩的饥饿艺术家发现他被那群爱赶热闹的人抛弃了，他们宁愿纷纷涌向别的演出场所。”这一天的到来对饥饿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悲剧的，但比这更为悲剧的是，观众并没有从非理性的邪魅时代中成功祛魅，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使这场饥饿表演进行下去。饥饿艺术家只会饥饿表演，并无其他的技能，他的表演并非为了功利的钱财，而是想向世人证明他是敬业的、拥有一种坚韧品质的真正的饥饿艺术家，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
在观众的兴趣转移后，他不得不来到马戏场重新开启他的饥饿表演生涯。马戏场的人接受了他并且把他关在靠近兽畜场的一个笼子里，此时饥饿艺术家的艺术身份实际上已经被偷偷篡改，由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转为与兽畜近乎无异的动物身份，马戏场的人对于饥饿艺术家的演出是抱着一种可笑的心态来观看的。他们并没有在时代的转变下发现这一非理性的行为，而只是转移了自我的观看兴趣。马戏场和饥饿艺术家的经理无疑是以功利性的利益为主来看待饥饿艺术家的表演行为的，他们把饥饿艺术家当作赚钱的“物品”。只有饥饿艺术家始终在坚守自我，坚守作为艺术的纯粹。而作为观众的看客却是在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不断寻找新的观看乐趣，三者的目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