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工商业迅速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他们的需求促进了小说文学的发展，自万历开始，世情小说已成为了通俗小说最主要的类型，它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生活与思想的反映，藏书家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写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小说的作者大多都是失意文人，一方面他们面对文化高压与仕途的困难而转向了小说的创作，另一方面受王阳明心学和禅悦之风的影响，逐渐向商人阶级靠拢形成了士商互融的现象。世情小说和市民阶层的生活最为贴近，鲁迅先生评价其言：“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文人们对社会状况、世道人心进行一一描摹，通过个体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来达到折射社会的目的，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市民阶层在士人的导向之下开始喜新尚奇、追逐时髦的物欲观念。
成化年间普通人在饮食服饰、器皿用度、房舍装饰方面就已逐渐突破了律法的限制，到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地区更是奢靡成风，如崇祯《吴县志》中记载苏州百姓：“其俗多奢少俭，商贾并湊，精饭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塗漆，必殚精巧，信鬼神、好淫祀”，他们尤其是在对“物”的认知方面受王艮、李贽等人所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影响，无数精美的手工艺品已不仅仅限于士大夫阶层的鉴赏品玩，而是遍布于民间城乡，市井坊间出现了模仿文人风雅的收藏热潮，清初学者姚廷遴在《历年记》中回忆明末收藏风气之重时曾言“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可见漆制的家具与各类器皿已经伴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成为了市民，甚至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消费趣味，即便是家中并不富裕者也是视其为房内陈设中的必备项目而不得不进行添置。
明代世情小说非常写实地还原了市民阶层对物质的追求，其中以发端之作《金瓶梅词话》最真最奇，书中借宋写明的同时就曾多次以西门庆一家的视角来窥探当时漆器的流行与昂贵，如第十五回中写正月十五，西门庆的妻妾们前往李瓶儿家的狮子街来看灯会，“往东看，雕漆床，螺钿床，金碧交辉；向西瞧，羊皮灯，掠彩灯，锦绣夺眼。北一带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厢，尽皆书画瓶炉。”小说透过这些有钱人家妇人的眼看到了元宵节买卖的盛况，也突出了她们对华丽精美、价格不菲的雕漆、螺钿床的钟爱。冯梦龙的笔下经常涉及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如《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回《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老仆人阿寄，正是通过投资生漆积累财富，最后为主人家立下汗马功劳，侧面表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的漆树种植十分广泛、漆业发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市民阶层的扩大导致生漆市场的需求呈井喷之势。从一系列的世情小说中可以窥见，文人们对器物的刻画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往往也蕴含了以物观人，以常观变的哲学思想，以显示命运的脆弱与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