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的研究方法总是始于文本，并且着重强调语文学、读解艺术和文体分析。由此，他延伸至反思历史和社会学（譬如作家或其公众的起源），最终抵达他所谓的“内在”历史，亦即思想史。在《法国教育史四论》的序言、为《摹仿论》辩护的后记文章以及关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书评中，奥尔巴赫述其心志，持守其语文学与文本分析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并且表明，较诸《摹仿论》中的少数方法论之言，他更充分相信他对文体学、社会学和思想史的特殊联结。
在《<摹仿论>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中，萨义德总结道：“构成《摹仿论》一书之主线的历史轨迹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古典时期各种风格的分离，到它们在《新约》中的融合，到它们在但丁《神曲》中达到第一个伟大巅峰，以及它们在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然后再普鲁斯特那里，臻于至高典范” 。《摹仿论》的视野从荷马和《旧约》开始，至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跨度开阔，而从书中来看，作为“崇高文体”的写实主义在研究中如何处理题材的严肃性、问题性和悲剧性的尺度和方法，是作者感兴趣的领域。由此延伸开来，本书选取欧洲文学长河中一些极重要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文本阐释，并借助作品自身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分析，得出了不少有趣的结论，比如：荷马诗篇行文的延缓法与圣经故事中塑造“紧张气氛”的对立，基督教对崇高与日常的打破，但丁对喻象阐释和永恒的展现，十九世纪德国文化背离历史主义的错误转向，大捭大阖，令人回味无穷。
其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书的第一章，第一章题名为《奥德修斯的伤疤》，其中比较了圣经《旧约》和《荷马史诗》对现实的不同呈现方式。奥尔巴赫首先细读了《奥德赛》第十九章老女仆欧律克勒亚给奥德修斯洗脚，凭伤疤辨认出主人奥德修斯这一节，接着又从《旧约》中选择了亚伯拉罕献祭以撒这一节作为对比。荷马史诗中的世界是阳光下的田园，其中没有阴影造成的层次感，是一览无余的风景，而《旧约》里的世界则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人类的所知有限，命运的含义模糊，在这里，命运是含混的，是变幻莫测的，正而因为它的莫测，人们却看到了一条时隐时现的长长的因果之链，承续着过去，引向了未来。柏拉图的《理想国》将摹仿说成是把文学看作幻象，其目的是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摹仿的精髓定义为"行动中的人"，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共20章，却没有再对摹仿再给予任何定义。而从第一章中看，无论奥德修斯还是亚伯拉罕，都是行动中的人，奥尔巴赫对旧约传统的褒奖，处处透露出他谈摹仿论，关心的是世俗世界里的普通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荷马史诗所写的帝王将相;是人性的无助与弱点，但也是人性的崇高;是个人的命运，但也是人的历史性的存在。从中可以看出，奥尔巴赫对历史的理解以维柯为思想依托，认为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不同，前者是人自身所独立创作的。《旧约》采用的修辞风格涵盖宗教神谕与俚俗用语，形成驳杂的文体，并且在内容上将最卑微者与最崇高者并立，与古典文学的旨趣背道而驰。奥尔巴赫对《旧约》的分析说明，"文体混用"深入到历史现实层面，这表达出了对抗社会等级结构的意义。
《奥德修斯的伤疤》作为其开天辟地的第一章，从荷马史诗和《圣经》这两部构成希腊—犹太—基督教文化渊源的经典叙事作品入手，将其看作欧洲文学摹仿现实的火种。这是两颗迥异的种子，开出纷繁独特的文学棠棣。他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最后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欧洲文化以文学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再现。
除第一章外，第八章《法利那太和加法尔甘底》与第九章《修士亚伯度》也常为世人所称道，读者在奥尔巴赫如风暴般犀利的语言中遨游，最后屏息等待那一句"没有《神曲》，《十日谈》永远也写不出来"。拉伯雷与莎士比亚写的都是最好的诗，因为在那里，狭隘或没有适应能力才是真正的恶习，而诗人正是用语言重新发现世界，让人在自身中找回秩序。在第十八章中，司汤达"认为人只是构成历史环境的一粒原子，似乎是偶然才被抛进他所生活的环境之中"，而福楼拜的"环境本身包含着对环境的阐释"，可以遥遥望见第一章中的伤疤与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