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综合优势战略理论和产业融合理论是新结构优势融合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首先，产业融合理论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Negrouponte（1978）继Rosenberg（1963）提出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之后，提出产业融合（Industrial Convergence）的概念。产业融合目前业已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最初的产业融合概念已经得到进一步扩展，李晓等（2010）将产业融合当作是包含产业关联、产业联系(industrial connection)、产业转移(industrial transfer)、产业合作(industrial cooperation or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产业分工(industrialdivision)等诸多内容在内的一般性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产业融合的动力进行了深入研究，赵珏等（2015）认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需求结构升级与产业规制放松的协同作用驱动产业融合的发生，高智等（2019）认为不同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往往建立在高度的产业关联基础之上。正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为市场提供了更复合、多元的供给品，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其实，产业融合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为不同产业间搭建了一座理论“桥梁”。
其次，综合优势理论解释了一种优势“集合”的思想。王宏起（2005）基于系统工程思想和战略管理理论，提出企业综合优势理论，认为综合优势理论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新的思路，旨在一定战略期内，集合企业内外部各种有利因素以合成企业综合竞争力。“企业综合优势理论”旨在集合企业内外部有利因素以形成综合竞争力，而企业往往有其主导产业。因此，这种“综合优势理论”同样也应运用到产业发展上来。欧阳峣（2009）为解释“东亚奇迹”，在综合林毅夫、蔡昉为代表的“比较优势说”和郭熙保、史东辉为代表的“后发优势说”，以及海闻、李稻葵为代表的“大国优势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说”。“大国综合优势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不同的优势进行优化整合以形成积极因素“集合体”，从而形成“综合优势”。陆善勇等（2005、2019）基于杨小凯等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经济体发展要综合考虑要素禀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综合优势战略理论”。从企业的综合优势，到经济体的综合优势，再到国家的综合优势，优势“集合”成为其核心思想。
再次，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一种“结构”的思考视角。比较优势理论始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概念，赫克歇尔和俄林从生产要素而不是生产技术的角度阐释比较优势理论，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林毅夫等（1999）将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国家发展战略，认为比较优势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为进一步丰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林毅夫等将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运用于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2017）认为，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所有产业或技术都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要素生产价格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产业最优结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从最初的解释国际贸易优势，逐步延伸到解释国家战略和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最优结构等“结构”性思想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