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界对汉学学术需求的满足，早期主要始于和外国宗教、文化、政治机构存在渊源关系的图书馆，如建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亚洲文会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或为汉学专学研究而设，或将汉学视为重要关注领域，不但是图书馆汉学事业的开启者，还在其实践中成为最早在中国展示西方图书管理方式存在的图书馆之一。随着近代学术交流的陆续展开，一个包括大学、研究机关、图书馆藏书、社会性专门学会等在内的汉学研究体系在北京、上海等地逐步形成，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也步入成熟之途，更多地参与到汉学服务中，并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
1.近代与汉学相关的主要图书馆
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成立于1847年，由法国天主教会管理，是近代上海最早建立的西方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汉学馆藏的显著特色，一在于其文献之早与全，收藏有明末以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最早的历史资料，西文藏书楼有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版神学文献和汉学资料约8万余册，涉及20种语言，包括汉学事业的开拓者、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所著《鞑靼战记》《中国上古史》、19世纪以来的《红榜梦》《三国演义》译著等；另一特色则在于收藏理念展示出新的学术研究取向，即大量收藏中国方志、传教士足迹所至及视野所及的中国乡村地域及民众史料，揭示了罕为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学术领域的研究价值。
亚洲文会图书馆。1857年英国侨民在上海创建远东地区最早的汉学机构之一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下设专门汉学图书馆。基于“任何有价值的汉语书籍和关于中国的外文著作都要搜集”的理念，文会图书馆系统收藏了16-17世纪以来在华传教士、外国汉学家关于中国及远东地区的著作；收藏了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期刊，如法国的《亚洲学报》《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等；收藏有《剑桥大学馆藏中文、满文图书目录》《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等数百余册东方学目录与索引。文会图书馆地处历代汉学家活跃之地，历时百年，因其在汉学领域的专业性广受赞誉，对东方文化的传播影响深远。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Cordier，1849-1925）曾任文会图书馆馆长数年，自述编撰《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的想法乃是从文会藏书中得到启发，美国汉学家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1878-1942) 担任文会图书馆工作人员，编撰了多种中国古典诗歌方面的著作。民国时期赖德烈、恒慕义等汉学家，既是文会会员，同时也是国外汉学研究机构或项目的负责人，学术活动与文会图书馆渊源密切。
文华公书林。由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韦棣华女士于1903年创办，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上世纪30年代文华公书林的中外藏书达44560册，外文书籍33260册，建有“罗公瑟士纪念室西文汉学专藏”，以纪念慷慨捐助文华公书林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哥大东亚学系的创办者Dr.D. A.Seth . Low。馆藏汉学著作包括1901年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作《中国总论》、1914年《中国民间崇拜》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法译本等。
以哈佛燕京学社为辐射的教会大学图书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汉学研究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学社”的目的是通过两校的合作“促进中国文化及汉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除燕京大学外，其学术影响力辐射到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和课程设置上，在这些大学图书馆的汉学馆藏建设上也有相应体现。燕京大学设有由图书馆主任和校内知名教授组成的“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下设西文日文东方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拨付的充裕的购书经费，以及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代购中、日、朝文图书的便利，燕大图书馆购置大量中外文东方学文献，“如此种书系善本、珍本或抄本，通常总让送到哈佛”，因为图书馆主任洪业“认为哈佛收藏善本的条件优于国内，另外哈佛也付得起高价书款。”金陵大学设有东方学专业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办所宗旨之一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边疆少数民族史、目录学、东方学、哲学、国画研究等方面进行有突破岭南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包括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onian Museums)及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的丛书、“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和中文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