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对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进行群体研究。这些学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愈加错综复杂，在传统社会秩序框架与现代新思潮新流行的碰撞中无所适从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亚文化群体开始出现，芝加哥大学针对此类亚文化群体展开的研究，掀起了亚文化研究的开端。伯明翰学派在继承芝加哥学派对青年及其亚文化的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发扬了科恩的理论主张，并在对待青年亚文化问题上，给出了更为积极的价值判断。斯图亚特·霍尔与沃纳尔于 1967 年所著的《流行艺术》将早期的流行摇滚乐这类青年亚文化风格解读为一种符号化的抵抗仪式。同年，CCCS 成立，将青年亚文化研究列为研究项目之一，理论组成包括“阶级”、“风格”、“抵抗”、“仪式”、“收编”等。随着社会进步、消费升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基于阶级意识和社会结构的亚文化阐述失去了赖以存续的社会语境。在急剧变革的社会形态下，大卫·马格尔顿认为当代青年亚文化是倾向于个人选择的产物，而不再是阶级文化背景的反映，后亚文化的研究逐步登上舞台，但由于后亚文化研究将身份认同视为亚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忽视了社会环境和阶级差距对青年文化产生的的巨大影响。
互联网时代下，深谙新媒介、网络技术和数字生活的青少年借势于自媒体的发展，使青年亚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现象。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Ｓ．科尔曼指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存在于成人鼻子底下的另类文化，它拥有不同的语言、特殊的象征符号以及更为重要的价值系统，所有这些使它远离了主体社会所建立的体系和目标。”以互联网和多媒体为平台的青少年亚文化实践具有碎片化、创新性、高频次、重输出的鲜明特征。互联网早期阶段，青年亚文化作为相较于主流文化更为小众的文化类型，强调的是与主流文化的对抗属性，一直充当边缘文化的角色并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而这种对抗通常以抛出问题、锐化矛盾的结局潦草收场的同时给人们留下了更沉重的心理负担。
一方面，微博、公众号、抖音、B站、知乎、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使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输出者、宣发者，打破了传统大众传媒的壁垒，另一方面，各种网络平台的流量聚集和内容集成使其具备了可观的市场价值和市场规模，吸引大量的资本注入也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刺激动力。以下便以“抬棺文化”现象为例分析青年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