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人面桃花》的开篇便这样说道。轻描淡写的八个字，似乎昭示着一场即将到来且无法预料的风暴。当已经疯癫的陆侃从阁楼上走下，我们还来不及对陆侃下楼的行为进行推敲时，他便径直走出故事之外。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追究这一出走行为背后的起源与动机，很显然，格非已经告诉我们以陆侃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时代和他们所希翼的桃花源乌托邦革命已然终结，留下的是以陆秀米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批“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来应对时代与命运的暴风骤雨。“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然而，格非显然不是要重述这段革命历史，而是试图揭开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漩涡中撕裂的生存图景，当他们遭遇革命时，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的错位，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的纠缠，以及理想欲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知识分子以何种方式和目的介入革命，革命话语又在多大程度上渗透了知识分子个人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是否“纯粹”与“纯洁”的标准。有学者指出，“在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大致有三条主要的投身革命的路径：其一是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五四”式知识分子自觉投入革命，其二是一批贫困交加的农民彻底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揭竿而起，其三是革命力量的感召，使得很多人放弃了小资产阶级的幻觉而融入革命的集体”。如此来看，《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她的革命之路显然游离于主流之外，东渡日本后再度回到普济的她，从一个待嫁闺中的少女摇身一变成为致力于“普济学堂”实践的革命党人，而小说中却将她东渡日本的经历有意抹去，制造大片“空白”，这当然符合格非惯用的“叙事迷宫”，但这种含混的笔调恰恰也为知识分子和革命之间的暧昧提供了一个无限滋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