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了人，并伴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世代劳动者汗水的结晶，古代经典著作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对劳动的描述以及对劳动、劳动者的歌颂。诗经中的《芣苢》、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李绅的《悯农》、王维在《渭川田家》、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汤显祖的《望耆儿》等作品都对劳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描述，既有劳动的辛苦、重要，又有劳动的欢乐与收获的喜悦。
儒家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礼乐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例如孔子和学生樊迟的对话，樊迟向孔子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3]”的思想提出了社会劳动分工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脑体分离、脑体对立的社会情形，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
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不重视体力劳动，但民间“耕读”思想源远流长，堪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典范。汉唐时期的私学中家境贫困学生边求学边靠劳作谋生。宋代的“精舍”教育模式是农耕与讲学相结合的开端，精舍“舍长”带领弟子开山造田，种植自足，授徒讲学。元代传立“社学”，50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论语》、《孟子》等，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明、清两朝延续元制，社学成为乡村公办学堂，是季节性的农耕与教育的结合。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权也因此部分丧失，但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之路。洋务运动期间，建立一批“技术实业学堂”，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一些学堂实行半工半读，采用“艺徒制”，通过工读结合的形式来培养技术工人。清末新政中颁布了多项学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拟定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中“尚实”要求教学要能“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5]”。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以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6]。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期间，提出要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同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该宗旨包含了德智体美劳“五育”。[7]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如平民教育、工读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勤工俭学运动、科学教育、国家主义教育等，其中勤工俭学运动中的留法俭学会会约宗旨为“以节俭费用，推广留学，而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8]”。留学人员把做工和学习知识相结合，改变了以往的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教育范畴。留法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通过勤工与俭学相结合维持学业，开始了知识分子与工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规模实践，同时不断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及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运动中历来重视劳动教育，并把其作为重要议题，不断进行探索。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红军以及根据地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教育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表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政府提出：“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内容联系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实际情况，教育组织形式、时间与农时、季节相适应，灵活安排，通过提高劳苦大众的文化与生产水平，支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坚持抗战与教育青年学生的需要，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实行生产劳动”的政策，既磨练意志，创造物质财富，又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生活情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这种一面学习，一面劳动的教育形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解放后劳动教育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