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的科学精神贯穿于其为官生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事论事的实践精神，二是独立自主的客观精神。这两点使得苏颂官宦生涯与众不同，具有了身在庙堂则兢兢业业，陷身于党争却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特征，这使得他可以做到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秉持为国为民的本心，务实而又创新。
首先是就事论事的实践精神，苏颂作为宋代官员，苏颂为官秉持的是“忠君爱民“的思想，忠君之事，廉洁爱民，在此“事”之外，别无旁骛，唯其如此，方能就事论事，付诸实践。苏颂的忠君，并非愚忠某一位皇帝，而是整个国家，当皇帝命令与律法抵触之时，苏颂敢于不惟上命，不惜官位身家，最典型的便是“三舍人”事件，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欲越级提拔李定，苏颂等认为不合规定，数次封回词头，后因此得罪皇帝，被申斥罢职。其执着于律法的较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后人论及苏颂，多感叹其在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进退自如、独善其身，其实这是苏颂自己独立自主的客观科学精神所决定的结果。时值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人事浮动，政治风起云涌，苏颂既不依附新党，也不托庇旧党，“避远权宠，不立党援”（ 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载《苏魏公文集》），其行事风格始终如一。依据宋史记载，苏颂人品高尚，宽宏厚道，其时其后，为人为文为事均有受人称赞之处。虽曾官至宰相，却廉洁清贫，曾肇在《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写道“虽贵，奉养如寒士。筑第京口，仅蔽风雨。比薨，来吊哭者，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 ，足见苏颂在镇江京口建宅的简朴。
苏颂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有 “惠爱于民此最亲”之句，当是其“爱民”思想的直白表达。但是苏颂的爱民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得益于其自身极高的科学素养，苏颂的爱民行动往往着力于具体工程，着眼于长远之计，例如，在开封时，“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积极疏浚水利，沧州任上正值黄河泛滥，苏颂亲自调研，指出疏引之法。担任颍州知州，上书减轻百姓负担，直至事情解决，当地人都不知道苏颂所做的这些工作，足见其重于力行，注重实践，注重创新，这离不开他自幼养成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