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便提出了翻译的两大取向：“要么引领读者走向作者，要么设法让作者靠近读者。”直至1995年《译者的隐身》一书问世, 美国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正式将前者归纳为“异化”（foreignization），后者为“归化”（domestication）。简言之，异化法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翻译实践中应当尽量保留源语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质，即便因此产出的“异国风味十足”的译文在译入语读者看来，其可读性受到影响甚至大打折扣。而归化法则相反，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放在首位，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行文规范和文化要素，译文尽量追求通俗流畅，以顺应他们的阅读习惯。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原文共36185字，主要聚焦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出现了较多的文化负载词，不乏和中国国情相关的历史术语、政治用语、惯用语、四字格以及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大白话”。译文如何既保留“文化特质”，又被受众理解接受，需要根据实际内容及语境，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下文将结合《决议》英译文，以其中部分文化负载词为例，重点探讨其翻译策略及方法。

1.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异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主要有（熊兵，2014：85）：音译（用译入语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音位符号来模仿、替代源语的信息，中译英实践中常用拼音来表达原中文字词）、逐词翻译（将源语中的表达机械地逐字翻译）以及直译（即忠实于原文内容且遵循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直译在形式上可适当调整语序，以此区别于逐词翻译；在意思和修辞方面，不进行转义，以此区别于意译）。
按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Katherine Reiss的分类，《决议》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并传达源语的信息；和其他的政府出版物一样，《决议》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民族性，时代性及权威性等特征，体现了中国对外话语的叙事风格及行文习惯。对于约定俗成、传播已久，且已被译入语读者广泛接纳的文化负载词，《决议》倾向以“异化”策略为主，采用“直译、音译或者直译+注释”等方法，从而避免了“术语外译”的混乱（李小华，20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