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利特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就其倾向而言，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不管目前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6](p38)米利特把两性关系看作是一种政治权力支配[米利特用来描述两性关系的权力“支配”概念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支配理论。 [14](p87)]关系，并把这种支配关系定义为比阶级关系更根本的关系，认为它是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诚然，利用“权力”、“统治”等政治术语来描述两性之间的关系不是米利特的专属，比如波伏娃就指出：“当人的两个范畴出现时，每一个都想把统治权强加给另一个；如果两者都能够坚持这种要求，那么两者之间要么是在敌意，要么是在有一种创造出一种相互的关系，不过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如果两者之一享有特权，一个就战胜另一个，设法让后者处在被压迫状态”。 [13](p87)但把包括性关系在内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纳入政治话语体系，并进行详细分析论述的却只有米利特，而且她还进一步指出，两性之间这种权力支配关系的根源在于男权制。而男权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其原则具有双重性：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和年长的有权支配年少的[米利特对男权制这一特点的概括深受韦伯对“家父长制支配”思想的影响。 [14](p87)]。第二，男权制的理想和现实状况会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男权制作为社会内部一种根深蒂固的恒定因素，贯穿了所有的其他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即男权制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男权制又表现了极大的差异，即男权制具有历史性和特殊性。
接着米利特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强权、人类学以及心理学八个方面来论述这种男权制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类“性”别差异的，并把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了男权制文化结构。就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而言，米利特认为男性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米利特对男性统治女性的合法性的来源的论述也是受韦伯“统治合法性”思想的影响。]是通过使男女的性别气质、性别角色和性别地位的“社会化”形成的惯例。从生物学方面考虑，生理学的基础偏见为男权制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并塑造了性别差异社会环境。从社会学方面来考虑，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整个文化都在维护男子的权威，并且不允许女人有这样的权威。在教育领域，表面上向妇女开放了所有层次的教育，但在教育的种类和质量方面却有着男女差异，就连神话与宗教意识都倾向于为男权制服务和辩护。米利特对此给予了强烈批判，这种批判实质上是对整个男权制社会文化价值的批判，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她与波伏娃、格里尔等西方女权主义者一样站在了西方文化价值批判的立场上。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15](p545)还有格里尔在《女太监》中对女性“滞定型偏见”的批判本质上都是对男权制价值观念的批判。她们都意识到男权制价值观念对于女性受压迫的深远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行为方式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正如韦伯所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16](p477)
当然，米利特也承认经济因素在女性受压迫中的重要作用，但她始终认为性别统治才是女性受压迫更为根本的因素。她将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联系起来，看到性别劳动分工对于女性生存境况的重要影响。她看到妇女从事的大多是无酬劳或低酬劳的劳动、妇女从事的工种大多数是卑下、低收入和没有地位的、妇女肩负着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双重劳动，看到技术的进步对于解放女性劳动的有限性。米利特深刻指出女性因为经济的不独立而处于家庭中的被统治地位，而男性则处于统治地位。这一观点看似与恩格斯的阐释一致，“现今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任何法律特权加以保证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11](p87)但米利特并没有将这种不平等与私有制联系起来，而把矛盾对准了男权制的意识结构。她说：“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在促成顺应，消除抵触方面，男权制是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没有一种制度像他那样完完全全控制住了被统治者。”[6](p50)这样米利特就把男权制看作比私有制更为根本的制度加以描述，并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了恩格斯对男权制的批判。她说：“男权制的确具有恩格斯为之感叹的全部弊端:人身的不自由，对阶级、地位、统治和有产阶级做出规定的各种制度，日益恶化的财产的非平均分配---最后是国家。”[6](p168)米利特忽略了恩格斯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并在对男权制起源问题的分析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