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哲人承认人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的人是不自足的，个体的人必然要依系于他人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依存关系，正是这种自然的依存关系使人们结成了家庭、村社，乃至城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by nature）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亚里士多德，1253a3-5）政治动物，也就是城邦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城邦这一最大的共同体中，个体的人才能实现完全的满足，才能趋向于最大的善，当然，这种完全的满足仅只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即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士绅（gentleman）和作为被统治者的大众而言的。在类似于雅典的城邦中还有一些超拔于政治之上的哲人，由于哲人将全部的爱欲（Eros）播撒在对知识或真理的探求上，对政治事务和个人事务漠不关心，只需满足最低层次的欲求即可，因而哲人拥有作为人可能拥有的最大的自足性，但他仍需生活于城邦之中，因为即便是他所需的最低层次的满足也只能实现于城邦之中，也就是说，哲人也是政治性的，即便这种政治性只是从属于他的哲学性而已。由此可以说，人之生存的根本规定性乃是政治性，即便是本真的此在，也仍首先是一种政治的动物。
哲人虽生活于城邦之中，但他是城邦中的“异类”，其原因就在于哲学与政治具有不同的本性，始终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这种对智慧的爱就是灵魂的“爱欲”，在《斐德若》中，这种灵魂的爱欲被界定为“神性的疯癫”的最高或最好的一种，即“爱欲的疯癫”，它是对天上的纯净之美的爱欲，是对作为最高神的宙斯的爱欲或模仿。苏格拉底将“疯癫”区分为两种：“一种源于属人的疾病，另一种源于由神引起的对习传规矩的彻底更改。”（柏拉图，265a5-265b）第二种疯癫，即为“神性的疯癫”，而哲学作为灵魂的爱欲或“爱欲的疯癫”即为其最高或最好的一种，由此可知，哲学的本性就是引导爱欲者和被爱欲者彻底更改习传规矩，践行热爱智慧者的生活方式，即将对智慧或真理的无所顾忌地或疯癫地追问作为人生的意义和职责之所在。与此不同，习传规矩恰恰是政治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础所在，它所要求的不是智慧或真理而是意见和信仰，不是无所顾忌地追问，而是将意见和信仰持以为真并坚定不移地遵循。意见，作为某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被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凭权威或习俗等接受或确立起来的，它包含着真理因素，但不可能是完全的真理，而且绝不允许无所顾忌地追问，因为这种追问很有可能会危及到大众持以为真的意见，从而危及到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因而，哲学与政治始终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哲人需生活于政治共同体之中，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哲学，但政治绝不需要真正的哲学，其所需要的仅仅是“经过稀释的哲学”，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了哲学；另一方面，哲学的本性危及到了政治所赖以维系的基础，而政治也“关闭了通往哲学的大门”。所以，“哲学只能与城邦并肩而存。”（2010，第14页）即便是在哲人当王的“理想国”中，哲学与政治似乎是统一于哲人王，实则仍是分立的：哲人出于义务，暂时放弃了哲学的追求而进行统治，一旦他们教育好了接班人，当接班人承担起了政治职责，哲人就可以远离政治，继续哲学的追求了。
哲人，作为灵魂的爱欲者，是对作为最高神的宙斯的爱欲或模仿，同样也爱欲那些灵魂像宙斯一样崇高的人。哲人的爱欲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引导被爱欲者的灵魂，使其成为合乎其灵魂本性的人，“一旦他们从宙斯那里取水一瓢——有如那些酒神信徒，然后[把这一瓢水]浇灌到所爱欲的人的灵魂中去，他们就是在打造他[使他]尽可能与他们自己的神一模一样。”（柏拉图，253a5-b5）也就是说，引导被爱欲者成为真正的哲人，成为宙斯的爱欲者或模仿者，这就是合乎哲人本性的职责之所在。哲人对灵魂的引导依靠的是言辞，而言辞要起作用或具有说服力，就必须把握被引导灵魂的本性。在古典哲人看来，人的灵魂在本质上是异质的。《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以“飞马神话”“论证”了灵魂的等级性：他把灵魂比喻为御马者驾驭两匹带翅羽的马拉的马车，其中一匹马代表激情，另一匹马代表欲望，而御马者，作为灵魂的舵手，代表着理性或奴斯，因此，灵魂就是理性、激情与欲望的整体。灵魂，原本全在天上，神的马儿和御马者个个优良，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天际；但有些御马者和马儿血统混杂、控制不周，翅羽沾染了丑陋、坏的东西而萎缩，甚或毁掉， 就会从天上跌落人间，与身体捆绑在一起而转生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