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从理论层面充实了意境理论，在美学层面推动了尚风韵的审美风尚的发展，在诗歌创作层面又推动了情景交融的山水田园诗的出现。
首先，魏晋玄学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为唐诗意境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先秦两汉景物描写的主要手法是比兴，此时诗歌中仅有情境（氛围），而无意境。《诗经》中包含的是群体化情感，而屈原则将诗歌情感抒写固化为香草美人模式，汉魏古诗则是游子思妇模式。诗歌意境的形成仅依靠比兴或情景交融是不够的。意境之“意”是诗人“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叶朗．说意境［Ｊ］．文艺研究，１９９８（１）：１７－２２．]形而上的思维、个性化的情感、空灵的境界和浑融的意蕴是构成艺境艺术最重要的四要素。在这四要素中，形而上的思维和个性化的情感是意境艺术形成的基础，决定了后两个要素的形成。唯形上之思方能使诗人超越凡俗之意趣，深入宇宙玄境探索其中的奥秘。而个性化的情感则使诗人的形上之思最终落实为具体的诗作。形上思维产生了虚实、动静等意境营造手法，而深情则是意境产生的情感基础。正如宗白华先生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人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3页。]在玄学的影响下，东晋产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而南朝齐梁诗人则在此基础上初步创作出了情景交融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对玄境的一种艺术化再现，其最大的意义是以诗歌的方式展现了宇宙之境。陶渊明的田园诗则是以深情凝视宇宙而营构的艺境。此后，齐梁谢朓、沈约等诗人则初步勾勒出了富有意境的诗句，真正有意境的诗作大量产生则是唐代。
其次，魏晋玄学使老庄哲学层面的“天人之境”理论被引入文学作品的品评中，催生了缘情诗学理论和意象理论的发展。一方面，玄学的兴起推动了老庄哲学层面的“天人之境”转化为艺术层面的“山水之境”，由此产生了 “诗境”理论。牟宗三先生认为“道家是纯粹的境界形态”，即道家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宇宙人生进行了终极关怀，为我们营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境界。这种境界的感知要求主体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游心自然，这种思维方式与艺术审美构思一致。魏晋玄学之兴，使论诗者将老庄的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文学境界的描述中。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及“神与物游”，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直寻”，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伫中区以玄览”。这些理论均涉及到诗歌意境艺术思维的三个重要论题：一是诗歌情物关系的哲学化处理，二是诗歌意境虚实相生的艺术特点，三是诗歌意境尚情的艺术质性。另一方面玄学催生了缘情诗学和意象理论的发展。玄学使魏晋时期的人们摆脱了汉代伦理政治的层层束缚，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人的深情。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云：“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缘情诗学以感物兴情为创作的心理机制，正如陆机《文赋》所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同时缘情诗学重视作家兴情的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正如钟嵘《诗品序》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缘情诗学开启了文人诗歌的时代，它是对主体内在的人格境界与自然之境的艺术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