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对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建立的回顾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其演进逻辑进行一个系统梳理，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形成阶段。正如上述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视角，对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一个划分，即国家工业化（1953年——1978年）和地方工业化（1978年——90年代中期）两个时期。
第二，固化阶段。就是把城乡二元体制用制度形式固化的阶段，以保证我们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国家的主权完整。资本积累、粮食供给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形成，实行城市偏向、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把农民凝固在这片土地上，并提高了工业对农业剩余的吸取。而我国工业化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的剥夺，主要采取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课征农业税和汲取农民储蓄这三种方式。其中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主要方式。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为了顺利实现“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农业剩余的抽取，我们在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制度、在城乡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等等。通过上述一系列制度的安排，把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固化。
第三，松动阶段。改革开放开始，就在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和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在此背景下，放开了农产品价格，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随后又允许农民流动，允许农民自办工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虽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废止，使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松动，但由于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导致传统的城乡利益格局仍旧未能被根本打破。
第四，破除阶段。就是目前我们要全面破除的阶段。在户籍、社保、土地、教育等方面，让农民全面享有国民待遇。为此，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最终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党中央作出以工促农农业、以城带乡的决策之后，同时又针对扶助“三农”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局。从“十六大”的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七大”的城乡一体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到“十八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再到“十九大”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就是不仅要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实现城乡互动互补的平衡发展机制，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要素融通协调，还要破除原有城乡关系的惯性思维和固有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彻底地破除城乡二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