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国新左派对文化的思考是一种理论自觉，那么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省思则有一些猝不及防。在1950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者对社会主义未来普遍抱乐观信念，他们相信苏联和第三世界革命已经为他们提供了经验参考。尽管当时部分理论家批评苏联缺乏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但是总体而言，在理论和模式上亲近苏联是主导性认识，“在1956年以前，（英共）党内很少有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长期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点”[11](19)。不过，1956年的苏联“秘密报告”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者造成了沉重打击，其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经历一个艰难的理论和身份转换过程。随着新左派在社会运动中的崛起，如何反思和认识社会主义理论传统构成了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对这个问题做出深刻反思的是退出英共组织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在1957年发表长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来反思以苏联为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存在怎样的问题，并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导引。汤普森在文中从三个方面反思了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第一，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反智主义，轻视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将理论和制度置于教条主义情境中，使所有人都丧失完全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变成教条主义的信徒；第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片面强调和赋予个人以自我牺牲和无限忠诚的观念，而忽视作为个体的大众的道德意识，并通过反智主义的政治体制将道德权威的中心由个体转移到党的最高领袖那里，变成一种可随意滥用的不道德权力；第三，斯大林主义是一种主体虚置的意识形态。它否认人类劳动的创造主体性，否认个体的社会需求。在“经济决定论”引导下，过分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对国家经济生活实行官僚化的工业管理。这三条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传统曲解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坚持“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观点，将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虚置，使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蜕变为一种宗派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因此在汤普森看来，反对“经济决定论”定式，重新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的价值，是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考虑和坚持的，“现在，人必须关注其他的东西——根本不是物，而是人的理性和‘意识’”[12](48)。汤普森还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价值做了评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获得成功，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创立者的革命信心就可以得到确证……它将重新激起我们对自己的革命前途的信心。”[13](5)
在完成对斯大林主义批判基础上，汤普森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细致考察了18、19世纪以来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并发现了与传统史观所呈现的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