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类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逐渐增大，对资本流动性的要求逐渐提高，资本市场呈现出活跃的态势，然而传统的融资渠道存在融资困难，效率低下等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融资需要[ 刘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与限缩》.载于《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非法集资类犯罪呈井喷式发展，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为规制民间借贷行为，打击犯罪，维护金融秩序，我国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研究已成学术热点，近十几年来，学界前辈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问题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心血，在该罪的构成要件和司法认定等领域进行深耕细作，对中国法治秩序，特别是金融法治秩序稳定的贡献不可磨灭。[ 张明楷 《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然而，如果将这些研究进行仔细梳理，则会发现其大多停留在静态领域，如集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罪名的辨析问题上。而在司法实务中大量案件都存在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集资诈骗”的动态转化过程[ 沈仕芫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及其转化》，2016年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硕士论文。]。按照学界通行的辨析理论[ 谢望原、张开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在司法实务中，对客观上同时符合两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时主观上自始至终皆有非法占有目的，按集资诈骗罪论；自始至终无非法占有目的，通常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此无异议。然而对于行为人实施非法集资行为后，客观上满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构成要件后，又后在主观上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又该如何定罪？学界对此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目前看来，理论界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该罪的罪数形态问题尚无明确的观点。
为了应对相关问题，2010年12月13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等相关罪名作出了详细的解释，该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不合理使用集资款规定表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时间点可以在获得集资款之后。即只要在整个集资过程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便将整个过程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若甲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吸收社会公众的存款，在甲将其非法吸收的1000万元存款用于合法经营活动后，又产生非法占有之目的，再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供自己挥霍，单独来看，其前行为单独认定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且既遂无疑。但是与其同时根据《解释》，甲在其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可以追溯至前行为，从而应该将1100万元全部认定为集资诈骗所得，其前行为实际应该定为集资诈骗罪。
因为该条解释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极强，在笔者收集的大量判例中，法院对行为中产生非法占有之目的的情况均是适用司法解释，以集资诈骗罪的单一罪名来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