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中罗敷的形象不仅是桑间濮上桑女的原型，她的另一原型则是西汉广为流传的 “秋胡洁妇”：
鲁秋胡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秋胡子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公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奉二亲,养夫子,已矣,吾不愿金。但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使人唤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也。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列女传》第5卷)
西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盛，汉代文人儒者极为不满《诗经》桑林中充满诱惑、自由奔放、私自结合的男女爱情，斥为“淫风淫声”，在文人的刻意篡改、嫁接下诸如“秋胡洁妇”之类道德意味浓厚的故事自然就出现了，目的就是设立男女大防，鼓吹、宣扬三从四德，要求女子维护贞操、严守儒家礼教，从此中国女性被套上了“贞女”、“贤妇”一类的道德光环，实质束缚了女性自由灵动的思想意识，在礼教的压抑下女子不再忠于爱情而沦为了男子的附属品，礼教的牺牲品。
基于以上文化背景，很多学者认为《陌上桑》的主题其实是桑林主题的重构，由爱情主题演变为蕴含着儒家贞节观的道德主题。
而从上文对罗敷形象的分析来看，显然儒家的贞节道德观不仅没有办法完全涵盖罗敷的精神品质，就是其盛装打扮、抛头露面、坦然接受男子的观赏这一点也很难将罗敷奉为贤女节妇，何况在把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罗敷不惧太守，大胆自夸,自信自傲的个性又怎会出现在一个温婉谦卑的德妇身上呢？
儒家专门为女子设立所谓三从四德、七出之条，成千上万的女性受其压迫，找不到出路，礼教压抑的结果便是女性郁积的情感在不可遏制中的爆发，显示出礼教无法扑灭人的性爱本能，反而激发出女性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意识，反映在文学中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以《白头吟》、《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以女性的失败结束，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另一种则以《陌上桑》为代表，让女性在喜剧中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