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前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实际，无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深绿”思潮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普遍表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文化价值观是诱导技术对自然实施功利主义行为，无所禁忌地劫掠与践踏环境的重要缘由。但是，与生态中心主义者颂扬的“自然优先论”，反人道主义的后现代价值立场相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立足于人道主义的现代价值观，强调唯有以生态法则为引导，以人类集体主义为标尺，化解与纠正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反生态性质以及生态主义者的环境主义谬误，扬弃两种主义偏执一端的主客二元对立范式，回归主客和谐的交互样态，实现从控制自然观到生态道德观，从过度消费观到适度消费观、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集体主义的转变，才能借此将技术从破坏自然的此岸世界中解放出来，复归作为协调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平衡的彼岸世界。
首先，从控制自然观到生态道德观。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凭借详细探究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嬗变，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观念是造成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渊薮。他强调，在资本增值逻辑的钳制下，控制自然的观念被逐渐驱魅化与利益化，“社会是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技术则沦为了漠视自然价值而无所顾忌地攫掠自然以满足资本利益的工具手段，滑向了一种肆虐与毁损环境的境地。并且，在资本“控制自然”观念的统摄下，资产阶级利用技术持续不断地将外在的需要内化为人自身的需要，以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人性在资产阶级技术的操纵下被严重戕害，人成为了丧失自身意志而纯粹追求物质欲望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