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位特殊：是在最高政治级别上的直接对话。
由于国家元首处于权力与责任的中心，元首亲自参加外交事务可将国内局势与国际政治舞台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国外交官汉基勋爵曾作出如下概括：“首脑了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紧迫感，了解国民对国际妥协和国际义务的接受程度，以及了解公众和议会是否能支持外交的成果。这样就使得他的谈判地位较之任何其他级别的外交官更为有利” [[[]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159-166.]]习主席自上任以来，以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外交决策最高领导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外交活动与外交实践，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最高领导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从而为国家间进行合作、拓展交往开辟了特殊的交往途径。同时，习主席享有最高的尊荣权。难忘习主席到访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和作战指挥中心首次打开大门迎接外国领导人；难忘习主席到访德国，德国战机恰好越过机场上空，默克尔总理的丈夫—平时很少露面于公共场合绍尔先生陪同出席有关活动；难忘习主席到访柬埔寨，王宫外的广场上首次摆放外国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也难忘英国皇室的马车亲自迎接到访的习主席夫妇。难忘这些瞬间，更难忘习主席在元首外交中特殊的地位与超凡的影响和魅力。
（二）效果直接：是元首们亲自与对方打交道。
国家间最高领导人面对面阐明各自的主张，提出各自的见解，表达各自的愿望与关切，一方面消除误解，避免错误估计，另一方面创造友好气氛，产生信任与促进合作，以此达成较为可靠的协议。[[[]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J].国际问题研究，2016（5）:5-7.]]在敌对或者关系疏远的国家之间，对于明确谈判议题以及各自的立场和可能妥协的限度方面，作用更为清晰明显。在中美两国经贸及各项合作中，就在特朗普及其商贸团落地仅2小时后，中美企业家已签署19项商业合作协议，总计约90亿美元。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这仅是‘暖场’，好戏在明天”。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签署超过25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大单，创下中美经贸合作最新记录。其中，美国大豆商代表与中方签署1200万吨、价值50亿美元的美豆订单，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又与美国波音公司在京签署数量为300架、总价值超过370亿美元的飞机采购协议，国际能源投资集团和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签署837亿美元的投资框架协议，成为一系列项目中规模最大的协议。这些外交成果，与习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洽谈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