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降，我国历经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政府需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居民需求，因此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成为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所在，十九大报告亦指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重要的衡量指标则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居民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形成的评价感知，它能够较为有效的衡量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同时架起了民众需求侧与政府供给侧的桥梁。通过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特别是影响因素的探索，使我们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于提高居民的服务满意度亦能提供更富有针对性的建议。
当前，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宏观因素之于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颇多的是财政分权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Tiebout（1956）与Oates（1972）倡导“用脚投票”理论，假设居民可以自由迁移的情况下，由于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居民的需求，地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大自主权，更能够满足地方居民偏好，故居民满意度更高。我国学者循此思路，亦曾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但结果殊异。傅勇（2010）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且可观地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减少了城市公用设施的供给。高琳（2012）使用县级政区与微观个体样本的嵌套数据，验证地方财政自主权具有提升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积极作用；王永莉等（2015）运用CGSS2013与2012年的省级宏观数据，验证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于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着显著影响；李敬涛、陈志斌（2015）以市级面板数据为据，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发现财政透明度与社会性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与经济性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正相关。第二、微观个体因素，陈世香、谢秋山（2014）利用2011CGSS各省统计年鉴，发现个体生活水平变化对地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官永彬（2014）利用微观样本数据发现民主参与是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主要促进因素，具有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