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首批将电视运用于教育的国家之一。1975年至1976年，印度政府也是首批将电视用于农村地区的农业推广，但它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该媒体优势来促进发展。
1959年，首都新德里开始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建的试点电视中心，利用黑白电视将教育内容传递至印度较贫困地区。那时电视一直被认为是城市观众的“精英级”娱乐项目，其第一个电视节目就是音乐节目。1984年预选时，政府启动了提升印度电视网络覆盖率这一项目，将较低功率的信息传达器与印度国家卫星相连。在1986年，乔西委员会对印度电视网络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质疑，尤其指出偏离了用媒介促进发展这一目标，委员会的报告同时也表达了对节目内容的关注，特别是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发展节目。
电视节目中有关农业推广的节目，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和多种传播技巧，而非单一的广播传播技巧。支持农业电视节目和运用广播播放技巧的信息接入单元模式并不适用于电视，因为SAU资源很少，无法为学生提供用电视进行推广的训练。一些公立大学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处获得投资并用于视听研究中心的建立，但它与全印电视台、国家电视网的联系非常少，这些中心的潜能就被浪费了。再比如国家农业研究学院，在海德拉巴重复性地投资了电视技术，尤其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业人力资源和国家农业科技项目的培训，只粗略地用来提高电视节目内容和制作技巧。
现在用于农业推广的节目内容很有限，这类节目每天下午6:00至7:30在国家频道和地方频道播送，节目带着旧式广播的怀旧和无趣感，荧幕中仅仅是主播在念稿。因此农业大学也未能成功地创建视频对象库，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对将电视用于农村发展的实际操作缺乏明确和清晰的策略。
1990年代初期，在古吉拉特邦的科达地区，印度航天研究组织的项目用到了低功率的信息传达器来进行电视节目的播送。电视节目经过了本土化的处理，表现出很好的效果，遗憾的是，中央政府并未允许这个项目继续下去。
同一时期，由于有线电视成本较低，本土的接收器技术在印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由于它的非组织性质，且拥有当地地方政治家的支持，因此政府可以控制和规范它。最初，许多人担心西方软件会压垮本地文化，但事后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除了第一频道，大多数的频道都忽视了满足农村发展这一需求。其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用泰卢固语播出的，是由一些培训有素的农业记者带着摄像设备在安得拉邦的6个地区录制节目。
同时电视台也进行了一些窄播实验，用卫星和已快不存在的打印终端来播送单向的声讯和双向的视频。而古吉拉特邦农业大学和安得拉邦大学则利用自己的私人电视频道来制作和播放电视节目。
从印度用广播电视来推广农业、发展农村的经验中发现，单纯的普及硬件设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具备本土节目的生产能力，这样的传播系统是不能持续用于农业推广的。而本质上，农业传播的所有任务中，建立传播网络是最简单的任务。实现“有权使用”，并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中，让目标受众获益。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时，社区中会出现拒绝访问。拒绝访问，不仅归因于广播和大众传播的国家政策，还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缺乏电力、接入点的设计、接收器的费用、社会壁垒、经济和政治公平、教育和文化等等。农业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在生产和技能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传播环中若忽略他们，就会限制国家农业推广系统推动农业发展的能力。而专门用于传递“本土”信息的“本土”技术，是农业可持续性发展和农村传播系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