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移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动力驱动市民化的整体进程
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相互作用、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本质上工业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经济产业结构不断演变的过程；城市化则是人口、生产要素及产业、市场等的空间转移，是从分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的过程。从人口迁移角度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的基本内容，而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则构成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工业化与城市化实质体现的是剩余劳动力在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二者关系的演进及协调。
从整体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驱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资本积累是根本的驱动力。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其中企业利润及其再投资是关键。[5]其模式中暗含了资本与劳动以固定比例结合，意味着只要资本积累增加，就会创造一定比例的就业机会，因而工业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失业问题。实际上假定了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是同步进行的，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这一假定尽管不完全符合现实，但其体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应该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实践中，工业资本扩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却有限，即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未表现出同步性，如托达罗所指出的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失业。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服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人口集中以产生聚集规模效应，而我国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又“滞后”于这一要求。
资本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形式却不是单一、单向的。技术进步会改变资本形式，不仅会创造新产业，也会改变传统产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如何在新技术背景下引导产业资本方向，创造就业机会，是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驱动力的关键环节。
2.转移利益：收入差异与就业机会构成市民化的主体经济动因
迁移本质上是对不同部门经济利益进行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工业化形成就业机会，通过现代部门高收入与传统部门低收入差异的比较，释放出迁移信号。劳动力主体的迁移决策是以追求个人经济收益最大为目的，经济动因是迁移定居城市的最基本动因。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中，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城市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部门实际收入存在差异，在城市相对高工资的诱因下，随着资本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化为城市现代产业劳动力。托达罗指出城市存在失业，将劳动力转移动因归结为预期收入差距，并且工资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解释了即使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乡-城移动依然会进行。
改革开放后，积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沿海地区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资本，较高的工资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民工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的验证。进入刘易斯模式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全部实现转移，要求工业部门以更高工资竞争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但我国近年工资水平上升背景下农民工的“回流”现象，刘易斯模型却难以得出圆满的解释，而在托达罗模型框架内可以得到解读。因为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出，如这种差距逆转加上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流动的方向就会逆转。[8] 结合图1进行历史考察，在城乡收入差异快速拉大的时间段，形成了向城市大量流动的“民工潮”，说明这一时期的迁移主要来自于收入差距产生的经济动因。随着近年城乡差距的持续下降，农业转移人口出现逆向流动，一定程度也验证了城乡比较利益改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经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