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高达7.01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透过社交媒体纷纷涌进网络公共空间，使网络传播信源与舆论生成的语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早从2012年底开始，政府加强整顿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大力开展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作为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大V”的活跃度逐渐下降。[1]与此同时，这种传播节点的去中心化重塑了网络舆论场的结构，以草根为代表的新意见阶层快速崛起。其表现之一是，普通个体可以借助积极主动的新闻发布、策划甚至事件制造，一跃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策源地。
2016年，完全由个体有意策动的典型舆情有两起：一是“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4月4日，网友@弯弯_2016以非实名注册了新浪微博账号。5日，该账号上传了一段酒店遇袭现场的视频，之后又接连发布11条帖子，讲述了自己在和颐酒店遭遇陌生男子拖拽挟持的遭遇。当晚，该账号再次发布一条图片长微博，配以#和颐酒店女生遇袭#、#卖淫窝点案底酒店#两个微话题和一段遇袭现场的监控视频。该帖子将全部关键词加粗标红，并且条理清晰、内容完整地介绍了事发经过和目前酒店、警方的处理结果。很快，终于引来大量转发，微博舆论场迅速沸腾。6日晚，该帖子的转发量超过90万，#和颐酒店女生遇袭#这一话题的阅读量高达16亿；二是罗一笑事件。11月25日开始，《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在深圳市民的微信朋友圈中疯狂传播，作者罗尔声称其5岁女儿罗一笑被查出患有重病，每天支付高额医疗费，若网民转发此文一次便将为治疗筹款一元钱，文章同时还开通了打赏功能。11月30日，罗某筹集善款超过250万元。经网友揭发和媒体报道后，此事件被指为罗某精心炒作，其所收赏金全部退回给有关网友。可以说，这两起事件当事人均熟悉社交媒体的传播技巧，擅长以新闻或故事方式煽情。前者还有意在微博晚八点高峰时段密集发帖，并以配图、配视频的长微博来吸引注意力，后者是深圳本地作家，有意不采用由第三方严格审核的公益众筹平台来募捐，而通过在朋友圈“卖文”来直接获取难以监管的微信打赏和红包。这种由网民个人策动而引爆强大舆论风波的情形，是早期由网络“大V”主导社交媒体舆论场时难以想象的。
2、小众平台成为舆情新热源
微博微信堪称网上主流的舆论场，从近期新浪微博实践看，来自知乎、果壳等知识型社区，以及弹幕网站、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网络电台、微视频等一些小众平台的议题内容频频进入微博这种大型公共平台，成为催生热点舆情的新来源。一方面，这说明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具有汇聚全网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游走在主流舆论场边缘的小平台、特定群体能以其专业优势和独特方式开展自己的议题设置。这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权，使该特定群体在某些公共事件中对公众舆论活动比他人更具影响力。
2016年有两起微博热点舆情源自国内知名的问答社区知乎。4月12日，西安电子科大学生魏则西因患滑膜肉瘤晚期不幸去世，他生前在其知乎个人账号发布过问答帖子，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2月26日的“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文中他详述了自己艰辛的癌症治疗经历、百度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和莆田系医院外包科室等内容。4月27日，曾在《新京报》担任调查记者的微博用户@孔狐狸通过知乎得知魏则西的不幸故事，并发帖质疑百度竞价排名等问题，舆情从此发酵。5月1日，某微信公众号发布深入报道魏则西之死的《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一文，迅速引爆整个网络舆论场，令各大传统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同样，雷洋事件最早也来源于知乎上的帖子。5月9日晚，知乎用户@山羊月以雷洋同学的身份发布《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一文，介绍了雷洋非正常死亡一事，同时还以自己的用户信用作为担保，呼吁知乎网友转发来为雷洋讨一个公道。此文很快被传播到微信微博等大型平台，继而成为热点舆情。
上述两则事件舆情演化的整体路径大致相同，即知乎→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门户网站及其他网络平台→传统媒体→公共舆论热潮。[2]与传统路径不同的是，小众社区成为微博微信这种大型平台舆情生成的新源头，后者则为其信息二传手。此外，在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舆论各方纷争中，知乎作为一个相对精英化的知识型社区被人称为一块“理性试验田”，[3]其用户来自医学、法律、教育、科技、媒体等各行各业，他们纷纷对事件贡献自己的专业分析和见解，比如介绍滑膜肉瘤的医学知识，批判百度竞价排名的做法，解读警方抓嫖办案程序和便衣执法等相关问题，这些文章经常被广泛转发到各个网络社区，成为影响事件舆论博弈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说明，热点事件舆论场存在“二八定律”，即来自顶端20%的网民在舆论竞争中往往占据了80%的影响力。可以预见，比起那些被炒作出来的所谓网络“大V”，专业人员、学者等精英型网民将作为真正的意见领袖，在未来网络公共领域发挥更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舆情焦点：女性、“中产”与集体不安全感
1、女性群体与女权问题突出
女性是2016年热点事件当事人的焦点群体之一。具体来看，这些事件涉及女性的尊严、价值、权益、独立和命运等重要议题。比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系女主角主动曝光自己的危险遭遇和维权经历；又如“婚礼伴娘被扔”事件（3月），柳岩在某男明星婚礼上当伴娘被伴郎团扔进水中嬉闹，之所以成为热点，主要是事件中“扔伴娘”这一违背女性意志的婚礼陋习激起了人们对女权问题的大讨论，尊重和维护女性成为争论中的最大共识。相反，“护肤品SK-II励志广告热播”（4月）事件则展现了对女性价值的尊重。该主题广告“她最后去了相亲角”一推出就成为热点，是因其关注“剩女”这一现实问题，并且跳脱了传统广告中女性的家庭角色导向、取悦男性的叙事窠臼，传达了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理念。[3]同样，“《欢乐颂》热播遭吐槽”（4月）事件的背后，也是因为该剧聚焦于女性话题，以五位女主人公独立面对职场压力与生活挫折的故事，展示了大都市青年女性群体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了正在觉醒中的强烈的女性意识。
女性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的主角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从表层看，这是因为今天女性成为网络新媒体的主要用户群体，有关女性的种种议题自然要反映在网络新闻舆论活动中；从深层看，这是女权主义思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与实践的结果。从“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等一系列事件舆情可见，提倡男女平权、保障女性权益不仅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也是许多青年女性的强烈诉求，而社交媒体以一种网络赋权方式打破了传统上男性对公共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为广大女性提供了开放而便捷的表达空间，使她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所遇到的歧视、不公等种种问题，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2、中产阶层及其意识兴起
“中产”是2016年热点事件当事人的焦点群体之二。有人甚至认为，全年十大热点事件几乎都与“中产”有关。的确，从酒店女生遇袭事件、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到医生陈仲伟被砍（5月）、王宝强婚变（8月）和林丹出轨（11月）等事件，其当事人都被舆论明确地打上了“中产”、“小中产”的标签，被指为社会精英或即将成为社会精英。在雷洋事件中，其“人大硕士”身份和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的声明”就特别令人注目。蓝球明星科比退役（4月）、中国女排夺冠（8月）之所以成为热点事件，其实也是中产阶层为梦想努力拼搏和追求社会价值的另一种诠释。[4]可以说，这一系列热点事件折射出中产者正在崛起成为一种新的中国社会阶层。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全国中产者数量约为2.04亿人。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收入可观，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关注生活的质量、安全、稳定，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中产群体也是当下网络公共领域的显性存在，因此这些热点事件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生存现实和阶层意识兴起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3、集体不安全感大爆发
国人的集体不安全感是2016年热点事件最大的焦点议题。其一，这种集体情绪来自上述中产阶层。中产者虽然有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但是他们同时“可失去的更多”，因此对任何的意外与恶性事件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最低。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事件中遇袭的女生、不治身亡的大学生、离奇死亡的高级职员和被砍杀的医生都是强者跋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受害者，[5]而此类事件一轮轮引发舆论热潮，正暗合了中产阶层对当下生活环境和人身安全、职业安全问题的特别焦虑。同样，王宝强婚变、林丹出轨被热议，背后体现了中产阶层对稳定生活的需求。而网络红人papi酱获千万融资受热议（3月），则喻示着中产阶层对粉丝新经济模式的崛起可能冲击他们生活质量或降低其社会地位的新的忧虑；其二，这种焦虑或不安全感也来自全体公众。除上述人身伤亡事件外，山东非法疫苗案（3月）、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4月）、吉林课桌中毒（5月）和北京雾霾遭吐槽事件（12月）也都直接反映了国人对周遭生活环境和公共安全普遍而严重的忧虑，以及对不安全感和出现问题时投诉维权难的无力感。这种对基本生存安全的担忧是人所共有、人类最高层次的担忧，一旦大量积聚，就必然借助现实事件集中释放而成热点舆情。